選擇戴季陶為研究對象，原因不外有三：其一，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至關重要的人物；其二，由於各種原因，無論海峽兩岸還是海外學人，對他的研究都很不充分；其三，原來製約研究的因素目前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但尚未徹底改觀，因而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難度和挑戰性。
隨著社會科學的影響日益擴大，當今史學發展趨勢中，人物研究逐漸趨於邊緣化，而社會群體史的研究越來越成為主導。從世界範圍看，19世紀中葉以來，曆史學突破了政治史和英雄係列的框架，正統精英主宰社會命運的神話已被打破，曆史舞台不再是少數人活動的專利，民眾的思維行為日益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樣的趨勢愈加明顯。20世紀80年代初黃宗智教授曾介紹說，在美國攻讀中國曆史的博士研究生當中，無力駕馭重要課題而又想順利拿到學位的人，才選擇人物傳記作為終南捷徑。受此影響，個人也以晚清學堂學生和近代大眾傳媒為題，力求通過群體或多數人的思維行為，來測量社會變動的幅度、速度和程度，並找出各種力源及其互動形式。
然而，曆史畢竟有人文的一麵，人物研究始終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在西學入侵、中體動搖之下，學術研究常常是順著潮流甚至跟著感覺走，外來影響逐漸反客為主。而歐美的中國史研究在觀念方法、問題意識乃至服務對象上，都難免西方中心至上。中國自己的史學在古史和晚近史的研究領域又明顯地深淺有別。歐美近代史學要打破英雄史觀，社會原因以外，學術動因之一，是以英雄偉人為軸線的政治史、宗教史研究已經相對飽和，必須擴展視野以保持學科的活力。[1]而中國古史研究也經曆了曆代學人的積累，尤其是清代到20世紀前半葉中國學術重心由經入史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史料搜集整理與考訂鑒別工作，為深入研究有關曆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於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則起步晚，長期受社會和政治需求的推動，在滿足其他功能的同時，學術本身的貢獻往往注意不夠。在1981年的一次太平天國史研討會上，一位參與《光明日報》史學版編輯的學者聲稱，“**”前該版刊發的文章，如今檢討，70%沒有學術價值。時過境遷，原有的社會價值不少也轉為負麵。前車可鑒，後學者不得不考慮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