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的日本觀是前人研究的重點，取得的成績也較為突出。戴季陶的《日本論》，被認為是近代中國人所寫日本論的三白眉之一，與黃遵憲的《日本國誌》，周作人的散文集鼎足而立，甚至詡為其中最好的一本。問世以來，已有多種日文譯本。但是，在國人內部的反應卻差若天淵。出版之始，在國民黨上層和知識界的部分人士中還博得一些好評，很快就隨著戴季陶處理“9·18”事變時的妥協退讓，而為民族情緒空前高漲的民眾所棄置。直到20世紀70年代，台灣大學政治係許介麟教授撰寫《近代日本論》時，還坦言其目的是一箭三雕。“所謂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論》，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三美國賴謝和所代表的《日本現代化論》。”[13]他對戴季陶的《日本論》，特別是日本方麵對戴著的高度評價予以激烈抨擊，認為戴季陶在明治維新、軍國主義、天皇製等日本近代史的關鍵問題上，存在許多錯解，進而找出其論點與林房雄、賴謝和等人的內在聯係，揭示他們所以受到好評的社會政治原因。
對這一聚訟紛紜的論題很難做蓋棺論定的評判，從文集編輯的角度，就研究方法和資料運用提出意見，或許有助於研究的深入。
戴季陶的《日本論》至少有兩重蘊意：其一，一位近代中國的特殊人物對日本的獨特認識；其二，從中日關係演變史的角度來看待日本，即認識對象是日本，傳播對象卻是國人。因此，既不能單從對日本社會發展的認識深度來評估，也不能視為“總括的代表中國人的日本觀”，更不能靜止和誇大地看待《日本論》所表達的戴季陶的對日觀。
對戴季陶《日本論》的分歧看似對立，仔細體察，認識方法如出一轍，即都將《日本論》視為戴季陶對日觀的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對日觀形成、發展、變化的長期複雜過程，以及對此產生作用的各種相關因素，沒有將《日本論》置於這一過程的一定階段加以考察；都從一定的政治或理論立場出發，僅僅依據戴季陶的一兩種相關著述闡述和發揚各自的觀點，忽視了《日本論》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背景下為特定目的和對象而作，不能涵蓋其對日觀的整體。結果，圍繞《日本論》而展開的爭議，實際上成為各種觀念分歧的延續，對《日本論》的解讀和認識深化，反而沒有多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