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王富仁老師
羅崗（華東師範大學）
2010年5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尾崎文昭教授接受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博士生薛羽的訪問，在討論到“日本魯迅研究”與“日本社會狀況”的關係時，尾崎教授認為，在日本，20世紀50年代培養出了認同魯迅的心情，成了學術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遺產，這個遺產大概在80年代用完了。因為80年代兩國邦交正常化相當程度恢複了對中國的敬愛。社會上的比較良好的意識恢複了一段，包括對侵略戰爭的反省。可是碰上了東歐蘇聯的解體，又遭遇了經濟泡沫崩潰，90年代整個日本的社會意識明顯地右轉，左派幾乎失掉了自己的立腳點和社會基礎。根據這些社會變化背景，80年代以後學院裏攻讀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的學生也有了變化。一般說，政治參與意識明顯淡化，做研究也是做專業研究，為了找工作，研究與自己的人生選擇幾乎沒什麽關係了這個傾向在90年代以後尤其明顯。一篇談論魯迅的文章，過去能感受到作者的人生、作者的感受，八九十年代，幾乎就感受不到了。70年代以前的學者研究魯迅，很多跟自己人生的思考、社會上的處境思考結合在一起，兩者之間形成一個張力。這是從竹內好學來的，很好的傳統，八九十年代以後幾乎就沒有了。[1]1975年，伊藤虎丸先生出版他的名著《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特別寫了一篇《“戰後民主主義”與大學改革》作為全書的“代序”，目的就是希望用一種比較直接顯豁的方式，揭示出魯迅研究與他關懷日本現實的問題意識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對我來說，第一部（即‘初期魯迅中的歐洲——關於作為“精神”的人與文明的整體性’——引者注）背後的問題，就是‘戰後民主主義’當中‘恢複文化的整體性’的誌向在此後遭受的挫折。第二部（即‘魯迅的進化論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可以說是在陳述我的新發現，即‘戰後民主主義的空洞化’，究其原因，不就出在戰後民主主義自身嗎？它本身作為整體可以說是進化主義的，因而有著決定性的欠缺，那就是缺乏終末論的思考。”[2]如果說伊藤虎丸先生強調的隻是思想狀況的對應性，那麽丸山昇先生則更進一步地凸顯了魯迅生前的社會狀況與戰後日本曆史處境的相似性，“丸山昇認為，美軍占領的50年代的日本，相當於30年代的上海，魯迅在上海所說的話，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完全可以套用在我們這裏，我們就是要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所以50年代接受魯迅的情況，學院裏挑戰竹內好，社會上，竹內好的魯迅翻譯發揮了很大影響，好多文化人士接受了竹內好翻譯的魯迅小說、雜文。作為政治威望的毛澤東、文化威望的魯迅，兩個形象影響非常大。”[3]但是，80年代以後這樣的對應性與相似性逐漸消失了，“一篇談論魯迅的文章，過去能感受到作者的人生、作者的感受，八九十年代，幾乎就感受不到了”，魯迅研究變得越來越學院化和學問化，可以說，由竹內好開創的“戰後日本魯迅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已經“終結”了。我手邊有一本剛出版不久的《日本魯迅研究精選集》，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這本由日本學者藤井省三主編的“精選集”竟然沒有選入伊藤虎丸先生和尾崎文昭先生的魯迅研究文章，卻“別有深意”地以一篇研究周作人“生活之藝術”的文章作為全書的結束，似乎“寓言式”地展示了“與現實搏戰”的魯迅研究傳統的“缺席”以及“對生活靜觀”的學究型研究傳統的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