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鶴
在中國的曆史長河中，統一與分裂的現象是極其引人注目的政治過程。連說書人的口頭語也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地將“分裂”的意義作一剖析，則會發現，中國曆史上由一個統一的政權分裂為兩個或更多政權的例子，其實隻有漢末與唐末。換句話說，統一政權的分裂隻出現過兩度，一而再，並沒有再而三。許多人通常也認為分裂時期的遼宋對峙與金宋對峙其實並非由一個政權分裂而來，而是不同政權之間的並立。遼的前身契丹政權比北宋還早出現，改國號為遼也早於北宋開國。金則是擊敗了遼政權才與南宋並存。至於秦統一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也並不是分裂時期，而應視為未統一階段。西周並非中央集權製國家，而是封建式國家，封邦建國製度本身的形態就是各封國之間的並立狀態。
進一步言之，漢末與唐末所引起的分裂還有程度的差異，漢末引起的分裂時期很長，若從魏文帝黃初元年算起，直至隋滅陳，前後有390年。如果自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割據江東算起，則更長。而唐末的分裂從後梁太祖起算，到宋太宗滅北漢，不過73年。這樣看來，有一個問題就值得我們思考，為何中國曆史上的中央集權製國家引起的分裂次數很少，且分裂時間趨短？這個問題很大，不容易一下子說明白，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央集權製國家在確立了這一製度以後，不斷隨著曆史的進展而有技術上的改進，使得中央集權的程度越來越高，分裂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即使一旦分裂，也會比較快地走向重新統一。黑格爾以為中國沒有曆史，有的隻是王朝的更迭。但他不知道中國曆史的機製是漸變而非突變，如果從更長遠以及更大範圍來看，則中國曆史上的製度演變是有損有益，也就是對前代製度有繼承的一麵，也有改革的一麵。繼承是保持連貫性，改革則是為了適應新形勢。所以孔夫子在回答子張“十世可知耶”的問題時，就答道“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從過去的朝代汲取曆史經驗與教訓，對前代的製度采取有損有益的政治措施，成為中國曆代政權運行的基本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