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普洛普的故事形態研究隻停留在角色的功能項和圖式的研究,那麽就還是形式主義研究,顯然是有缺失的。普洛普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在《故事形態學》一書中就強調“研究所有種類故事的結構,是故事的曆史研究最必要的前提條件。形式規律性的研究是曆史規律性研究的先決條件”[7]。所以普洛普再寫出《故事形態學》之後,又用了10年時間(其中包括衛國戰爭期間)寫出了《神奇故事的曆史根源》一書,此書於1946年出版。作者在曆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小心翼翼地從故事的形態、功能、圖式出發去尋找俄國神奇故事產生的社會曆史根源。
一、俄國民間故事形態的曆史文化根據
普洛普生活於蘇維埃政權下,寫這本書的時候,正是衛國戰爭時期,他當然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所以他的《神奇故事的曆史根源》一開始,就說:“故事作為一種具有上層建築性質的現象”[8]。這一判斷說明了他把俄國民間故事納入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框架中進行解釋。他引了馬克思的名篇《〈政治經濟學〉序言》中的話:“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普洛普顯然認為民間故事不是孤立的文學現象,它們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是上層建築中的觀念形態。這就為他的故事的曆史根源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普洛普采取了一種比較的方法,即將故事與往昔社會的種種情況進行比較。同時他把自己的研究定位為“起源學”的研究,即故事發源的社會曆史根據。普洛普在書中尋找到四個角度切入進行故事曆史根源的探討。
第一,故事與往昔的社會法規的關係。普洛普認為,故事一般不會去直接地描述生產活動,一般隻在開頭時提到耕作或打獵,而扮演角色的是獵人們、林中的動物等。與故事相關的往往不是生產技術,而是與之相適應的社會製度。即研究故事母題以及所有故事是在什麽社會製度下被創作出來。但社會製度這個詞太籠統,必須要找到社會製度的具體表現形式。普洛普認為社會製度的法規就是社會製度的表現形式之一。因此必須把故事的內容與社會法規進行比較。他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民間故事中保留一些不同於現在的婚姻形式,主人公去遠方而不是在自己的周圍尋找未婚妻。普洛普認為,這可能是反映了社會某個階段或時期的外婚製度,應該通過考察去尋找這種外婚製的社會形態。第二個例子,主人公登基為王,但他是接了誰的位子呢?在故事中,不是接替父親為王,而是接替嶽父為王,這就意味著嶽父常被自己的女婿殺死。這與社會發展的某個階段政權繼承的形式是相對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