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學的“審美文化屬性”的重要性,且以劉再複先生的《雙典批判》為例談起。正如該書導言所說,劉先生試圖“懸隔審美形式”,不作文學批評,而是“直接麵對文學作品的精神取向”進行文化批判。依此邏輯,他對這兩部曆來被視為國人必讀的經典名著得出研究結論:“五百年來,危害中國世道人心最大最廣泛的文學作品,就是這兩部經典。可怕的是,不僅過去,而且現在仍然在影響和破壞中國的人心,並化作中國人的潛意識繼續塑造著中國的民族性格”,“這兩部小說,正是中國人的地獄之門”。[4]劉再複得出這一結論的理據在於:“《水滸傳》文化,從根本上,是暴力造反文化。造反文化,包括造反環境、造反理由、造反目標、造反主體、造反對象、造反方式等,這一切全都在《水滸傳》中得到呈現”,小說文本蘊含的兩大基本命題就是“造反有理”“欲望有罪”;而相較於此,《三國演義》則是“更深刻、更險惡的地獄之門”,因為“《三國演義》是一部心術、心計、權術、權謀、陰謀的大全。三國中,除了關羽、張飛、魯肅等少數人之外,其他人,特別是主要人物劉備、諸葛亮、孫權、曹操、司馬懿等,全戴麵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麵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極點。這個時代,幾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5]
毫無疑問,將《水滸傳》《三國演義》這樣兩部曆久彌新的“文學經典”視為“災難之書”,一部搞“暴力崇拜”,一部搞“權術崇拜”,進而“影響和破壞中國的人心”,可謂標新立異,卻也聳人聽聞。
而劉再複先生之所以得出這一匪夷所思的結論,違反的正是“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文化”這一根本原則。他所謂的不是“文學批評”而是“價值觀批判”的方法對“文學經典”的重新“解讀”,在違背“詩意”的前提下,不僅用“政治批判”肢解和取消了“文學作為文學”的持久永恒的美學魅力,還幾乎徹底否定了代表中國古典小說製高點的一大批經典名著,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視為中華民族原型文化的偽形產物,打入了“禍害人心”的“政治冷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