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百周年誕辰紀念淺談體會
蒙先生已逝世26年了，他在學術上精湛的造詣，品德上的高尚超脫，使人印象深刻，曆久不忘，他迄今仍活在我們的心中。去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蒙文通學記》一書，除載先生《治學雜語》和《詩曲遺草》外，其餘十多篇文章，對於蒙先生的治學成績和為人風範，莫不深致景仰，足供參證。
蒙先生資性聰穎，自幼學習勤奮，兼獲家庭良好教養，因此順利成長，及早嶄露頭角。他的伯父公甫先生服務桑梓教育事業，頗著時望，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把他帶到成都，旋就讀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校長劉士誌聲譽頗高，授課多屬名師，教學質量優良，同學英俊，人才濟濟，後來成材，各有建樹。蒙先生在良好學風的熏育之下，進步迅速，為獻身學術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11年（清宣統三年），蒙先生升學成都存古學堂（次年改名四川國學院），有誌於所謂“國故之學”，對研究經學很感興趣。當時講授經學最有高名的三位老師是：井研廖季平、儀征劉師培、名山吳之英。他們講經的路數、論點全不相同：廖師主今文，劉師主古文，吳師則會通今古，持折中立場。清代學者治經學，大都尊漢抑宋，稱為樸學，從事經學研究的都先從小學即古文字學入手，把精熟許慎《說文》視為當務之急；蒙先生也正是遵循這條路子的。存留下來的一份國學院經學課卷，是1913年劉師培出的試題：“大徐（鉉）本會意之字，段（玉裁）本據他本改為形聲，試條考其得失。”蒙先生的這本答卷，工整楷書三千多字，卷首有劉師親書的嘉賞批語，給了98分。這本課卷反映出：蒙先生有誌於經學，也正在大踏步走著樸學家的老路。但廖師別有見地，頗不以為然。他斥罵說：“郝（懿行）、邵（懿辰）、桂（馥）、王（念孫、引之父子）之書，枉汝一生有餘，何曾解得秦、漢人一二句？讀《說文》三月，粗足可用也。”三位老師都有學問而主見不同，叫一個青年學生究竟該聽信誰的話呢？蒙先生曾談過他當時的處境：“（三師）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朝夕所聞，無非矛盾，驚駭無已，幾經歲年，口誦心唯而莫敢發一問；雖無日不疑，而疑終莫解。”但是，蒙先生在一段較長時間的困惑苦惱中，並非白白受罪，而是取得了代價，那就是在時疑時信回環往複的思想鬥爭中，經受著鍛煉，迫使他提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解答、合理的結論。這樣一來，他的邏輯思維能力不斷得到提高，同時也培養了獨立思考的習慣。這對蒙先生的治學成就，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蒙先生對廖師的經學成就，衷心佩服，但絕不盲從，自申己見，無所曲護，廖師亦肯定他的創造性成果，不以為忤。廖師有一種看法，認為孔子以“空言垂教”，其價值端在“微言大義”；曆史所記述乃是已往之“陳跡”，無關宏旨；因此主張嚴經、史之分，實質是尊經而薄史。他認為：經學體現哲學理論，是治世安民的原則；而章學誠（實齋）、龔自珍（定庵）之流，以經為史，有如涇渭不辨，會大大貶損經學的價值，斥為最是荒謬。蒙先生沒有接受上述見解，他把治經方法和成果引入史學，使經史貫通，相得益彰，既充實了史學，大大提高其質量，同時也更加發揮了經學的作用。後來蒙先生從事教學工作，講的多是史學，40歲以後，全副精力更傾注在史學方麵，而成就也非常顯著。他引經入史的第一部專著是在1927年撰成的《古史甄微》。他從周、漢故記中進行考索，逐漸明白了三皇、五帝的古史係統，乃拚湊而成，時間也晚出。他舉幾種較為可信的書來作論證：《孟子》以上隻言三王，自荀卿而後始言五帝，《莊子》《呂氏春秋》乃言三皇。表示出來的事實是：談得越晚的反躍居在前麵，這當然是很不合理的。所以要講古史，必須先有一番清理核查的工作。蒙先生對古史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注重證據，當信則信，當疑則疑，既不迷信舊說，一味崇古，也不讚成虛無主義，全盤推倒，所以同風靡當時的疑古派也實大不相同。他是要掌握豐富的資料，進行具體分析，核實史實背景，理順相互間的關係，從全局著眼，深入鑽研，然後才得出結論的。他提出上古思想文化分為三大係的創說，所以顛撲不破，原因就在用力深厚，方法正確，奠定的基礎牢固，是不容易搖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