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根據沁孤的獨幕劇創作的短劇《卡拉爾大娘的槍》，由一位年輕導演為劇團排練的時候，魏格爾扮演卡拉爾大娘，幾年前在流亡時，她曾在B的領導下扮演過這個角色。我們告訴B，漁婦把埋藏的槍支交給她弟弟和小兒子，並跟他們一塊兒走上前線的結尾，是難以令人置信的。魏格爾也說不出，究竟有什麽缺憾。B來參加排練的時候，魏格爾出色地表演了由於村民接二連三地拜訪，一再用新的論據在這個虔誠的、堅決反對暴力的女人身上引起的愈來愈嚴重的內心頹喪；她出色地表演了由於看見出海打魚的兒子的屍體被抬回來而暈倒。B也不得不承認，她的轉變是難以令人完全置信的。我們站在B身旁，互相交換著意見。有人說：“假如隻是鄰人和弟弟鼓動影響了她，那倒是可以理解的；兒子的死未免過分了。”“你們把鼓動估價得太高了。”B搖著頭說。另一個人說： “假如光是兒子的死。”“那隻能導致她暈倒。”B回答道。“這簡直無法理解”，魏格爾自己終於開口了。“她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到頭來人家卻不相信這些打擊的作用。” “再說—遍！”B請求道。魏格爾把原話重複了一遍。P說：“正是這種一次又一次削弱了一切。”我們發現了毛病。魏格爾讓卡拉爾大娘明顯地屈服於每一次打擊，並在最嚴重的一次打擊中暈倒。與此相反，她應該表演卡拉爾大娘在每次使她震動的打擊之後，變得更加固執，經過最後一次打擊而突然暈倒。“是的，在哥本哈根我就是這樣表演的，”魏格爾驚訝地說，“當時做得對。”“真怪，”我們的設想後來在排練中得到證實以後，B說，“每次都要花費這麽大氣力，來注意辯證法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