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禹貢學會成立於1934年，到今年正好80年。這中間，曆史地理學的發展呈現出怎樣的階段性？
張偉然：我覺得大體可以分為四段。從1934年到1954年年初，差不多20年時間，是第一個階段。盡管禹貢學會提出要將傳統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現代的曆史地理，但事實上，那段時間並沒有改過來。1950年教育部頒布的大學曆史係選修課目中，仍列有“中國沿革地理”一課。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設》該年第11期（1950年7月）上發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大聲疾呼應更名為“曆史地理”，這才引起社會上的普遍重視。第二個階段，大體從1954年到1979年，20多年間，曆史地理學真正進入一個分頭並進的實質性發展階段。之後，從國內人文地理學複興（1979），到上個世紀末（1999），差不多20年，可以算第三個階段。這期間，曆史人文地理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而曆史自然地理卻相對低落。新世紀以來，10多年時間，由於GIS技術的推動，以及一些新的學科理念的引進，曆史地理學煥發出新的活力，出現了一個“中興”的局麵。
澎湃新聞：傳統的沿革地理學屬於史學範疇，顧頡剛先生、譚其驤先生提倡將它改造成現代的曆史地理學，這屬於地理學範疇。從史學範疇到地理學範疇，這樣的轉變對曆史地理研究有什麽影響？
張偉然：沿革地理是中國的傳統學問，這個研究範式是從《漢書·地理誌》一脈相承下來的。它的核心是曆代政區沿革，從實用的角度來說，也就是曆代的地名。曆史地名從數量上總歸有七成以上屬於政區名，而且是曆史地名中變化最大的部分。前輩學人講治史四鑰匙，年代、目錄、職官、地理，其中的地理就是“沿革地理”。它基本上是個從文本到文本的考證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