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身後的矛盾
法國舊製度下的人是會變形的，不能說壞製度與人的變形有直接關係，但18世紀的法國卻是如此。舊製度、啟蒙與革命是上演變形記的三個場景，每個場景裏有很多小台子，台子上的人奇形怪狀，有的笑著哭，有的哭著笑，但都戴著麵具，穿著禮服，舉止優雅。對於沒有身份的人，這是有**力的儀式，他迷戀於此，一次次將虛無化為實在，將卑微扮成莊嚴。人的變形是對現代製度的威脅，在獨立人格消失的地方，權力契約沒有實踐的可能，法律規範是空懸的注視，不再有規訓惡的力量。因一己之私損及普遍正義，這樣的人更沒有身份，在道德意義上他是施害與受害的矛盾體，在政治意義上也是個矛盾體，熱心於正義，但更願意搗亂。變形者的生活不真不假，無是無非，一旦進入流動的曆史空間，變形就再也停不下來，生前在變，死後在變，在變化中消失了存在的跡象，複歸於無。所有存在過的一點點瓦解，人的變形是對時代精神和曆史意識的威脅。現代法國早期史上有一個製度、風俗與人構成的不斷變化的循環，製度讓風俗變形，風俗讓人變形，變形的人又會剝奪風俗製度的實踐力，革命暴力的失控與此有關。但什麽是變形的第一原因，這是法國史的大問題。
一個人的命運是對時代風俗的注釋，這話聽起來高傲，對於盧梭卻不過分，反之也成立，他的境遇裏有法國風俗動亂的線索。生前，他為病所困，一次次地對抗死亡與絕望，醫生無從診治，他在權力的追捕下四處逃亡，情感與理性失衡。啟蒙時代有一套身體道德體係，它是無形的，但無處不在。一個人要進入文學共和國（République des lettres）[1]，並成為其中響當當的人物，首先要經過這套道德體係的審查，盧梭因為與性病相似的身體問題而為之否定；其次要依賴優雅的交往能力，但赴英避難時，盧梭與同儕的矛盾爆發了，報刊輿論以訛傳訛，使其進退維穀。他要退出文學共和國，心境不同於以往，之前渴求同代人評判是非，之後寄希望於後代人，寫作風格由啟蒙理性向浪漫主義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