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天，在哈爾濱召開一個關於中俄邊界問題的學術討論會，我作為《曆史研究》編輯部的代表出席了。那時“四人幫”的日子已經不那麽好過了，鄧小平已經主持國務院工作，大家心情都蠻好。黎澍也被啟用了，並且親自參加那次學術討論會。
出發之前，原《新建設》編輯王慶成提出了他最關心的一個問題：“現在物資匱乏，我們要不要帶點煙去？”
我看北京到處都有煙賣，估計哈爾濱應該也有吧，因此說：“不用帶。你去開會，難道還沒有煙供應你？”
其實我並不了解煙的供應情況，隻是隨口說說而已。沒有想到，幾位抽煙的朋友聽了這話，都相信了，都沒有帶什麽煙就上路了。
結果，還沒有到哈爾濱，還在大慶的時候，他們就“斷炊”了。那天晚上住在一個招待所，比較荒野，沒有煙。王慶成煙癮發作，開始抱怨：“就是你說有煙，害我沒有帶足……”
看著煙民們飽受煙癮折磨的難受模樣，我感到很歉疚，深怪自己不該多話，但也沒有辦法。好在同行的有一個吉林大學的女工農兵大學生小冷，非常熱心，主動提出到外麵幫忙買煙。街上的小店早已打烊，她一家一家地敲門，向人求告：“我們這裏有幾位來自北京的大學者，老教授，沒有煙抽，很難受……”最後居然買到兩條煙，當寶貝似的抱回來了。
煙民們一看煙來了，一下子都湧了過去。小姑娘一看，故意賣關子，抱著煙轉身就走，煙民們也馬上跟了上去。我看著有趣，又多了一句嘴：“你們這架勢，真是好有一比。”
有人接嘴：“你比什麽？”
我說：“就像楊子榮拿著聯絡圖，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剛緊隨其後。”
他們聽了，不與我爭，笑笑就走了。對煙民來說，抽煙要緊。
第二天，終於到了哈爾濱，在北方賓館安頓下來之後，我正準備看看報，喝點水，有人在我的門口探頭探腦。一看，是趙矢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