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雖然是一所難民學校，但由於西遷的安徽大學複校無成，使九中的藏書大為豐富，極大地滿足了我們的求知欲。
最受歡迎的是“萬有文庫”，商務印書館出的，印刷精美，攜帶方便，可以作為口袋書，隨時隨地翻閱。內容更是無所不包，天文、地理、政治、曆史，從希臘三哲到愛因斯坦，我都如饑似渴、似懂非懂地閱讀。讀完了，還要在林畔溪邊，苦索深思一陣，或邀上三五好友，相互辯論一番。從人生意義到宇宙終極，從生物起源到相對論，雖一知半解，但樂此不疲。
文學書籍方麵，我開始愛好俄羅斯文學，從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到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的作品，凡是圖書館能找到的，我都拿來讀。中國的文學家，我最欣賞的還是魯迅。少小離家、流落他鄉的經曆，使我對魯迅作品的理解有所加深。他筆下那匹受傷之後獨自跑回森林舔幹淨自己身上的血痕與創傷的狼，尤其常常觸動我的心弦。我也接觸過一點創造社的東西，但覺得有點格格不入。也翻過冰心的一些作品，但也不甚喜歡，覺得冰心的東西太柔軟了，有點躺在母親鋪的天鵝絨搖籃裏，聽母親唱著催眠曲的感覺，離我的生活實在太遠。
進入高中之後，室友中有一位叫作周承超的同學（上大學之後，他自己改名周承昭），對我的課外閱讀也產生了影響。周承超出生於世家，其叔父周彥龍做過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的機要秘書。在叔父的要求下，他較早讀過“四書”，舊學功底比我好。受他的影響，我也在課餘讀“四書”，雖然一知半解，但經過閱讀，大體上知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是怎麽回事了。
周彥龍在政府服務，因此要求侄兒和上層主流靠近。譚延闓書法好，他就要求周承超以譚延闓為模仿對象。蔣介石推崇曾國藩，他就要求周承超讀曾國藩家書。受周承超影響，我那時也讀過曾國藩家書。也和他一道，在寢室裏臨摹譚延闓的《廬山雜詩》。我們還突發奇想，為寢室取了一個名字：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