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書第五章所論，魏博是安史亂後唐廷為招撫安史降將所置的河朔三鎮之一。之後經代宗、德宗、憲宗等朝，雖屢經叛順，不過自穆宗以後，魏博與唐廷之間基本形成了以共同承認“河朔故事”為基礎的穩定關係。這一中唐以來形成的奉唐天子為正朔，各個藩鎮依據朝廷控製力強弱擁有不同地位的政治格局[13]，經過黃巢起兵的衝擊後，已趨於瓦解。隨著唐王朝政治權威的削弱，地方權力日益擴張，藩鎮獨立化的傾向再次抬頭，如何來重新定義唐廷與藩鎮的關係，則成為唐末政治演變的一個關鍵環節。
韓簡試圖憑借魏博武力爭衡天下的舉動，違背了唐廷與河北強藩共同遵守河朔故事的政治默契，所謂河朔故事的實質包含兩個方麵，以往學者較為注意的是其不入版籍、不輸貢賦、自委官吏等脫離唐廷控製獨立性的一麵，但對於河朔藩鎮通過擁立唐天子來獲得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一麵尚關注不夠。李德裕曾指出“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名以安軍情”[15]，專製鎮冀長達一個世紀的王廷湊家族更將“下禮藩鄰，上奉朝旨”[16]，作為維持家業不墜的秘籍。即使在唐廷威望已**然無存的昭宗晚期，劉仁恭所謂“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之語[17]，亦可窺見唐廷的正式承認是節帥統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以此而論，河北藩鎮對於唐廷亦存在著深刻的依附性，因此韓簡挑釁鄰藩，擅殺朝廷節帥，甚至取唐天子而代之的野心，實質上是在改變河朔藩鎮自長慶以來形成的與朝廷和睦共處的政治傳統。若從軍事上而論，南取河陽可以威脅洛陽，進而爭衡天下，而昭義所屬的邢、洺二州不但是唐廷楔入太行山脈東麓的戰略支點，更是威脅魏博乃至河朔三鎮半獨立地位的心腹之患[18]，韓簡的策略並無問題。戰爭之初，魏軍亦節節勝利，不過魏博軍力雖強，其節帥的政治合法性仍源於唐廷的授予，從目前可以讀到的河北節帥、軍將的墓誌、神道碑中我們不難發現忠義意識依然在河北地區得到相當廣泛的傳播。[19]韓簡公然挑戰百餘年來形成的以唐天子為共主的政治秩序的舉動，即使在魏博鎮內恐怕也很難得到軍士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