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與“簡化性”
“含蓄”作為藝術美的形態是中國古典詩學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這一方麵是由於中國古詩多為四、五、七言，四、八句的短製，不能不要求短中見長，小中蓄大；另一方麵則與儒、道兩家的思想有關。儒家詩教主張“美”“刺”，而無論“美”“刺”都要求委婉曲折，溫柔敦厚，樂而不**，怨而不怒，不迫不露，不直不粗。道家則認為“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無”為萬物之母。“無”是“有”的根本，並認為“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儒、道兩家上述思想當然是不同的，但也有相通之處，即都重視“無”與“有”“虛”與“實”“內”與“外”“言”與“意”之間的辯證關係。這種相通之處反映到詩學上麵，就都以“含蓄”“蘊藉”“空靈”為美，以直語、粗語、鋪排語、說盡語為不美。當然，“含蓄”之所以成為古代詩學的一個關注點，歸根到底是審美和藝術規律製約的結果。
“含蓄”作為一種美的形態的說法，較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其（指屈原及其《離騷》）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所謂“文約”“辭微”，指詩裏說出來的少，或說得比較簡約；所謂“指大”“義遠”，指所暗示出來的意味則豐富而深遠。在這裏，“含蓄”的本義已基本上被揭示出來了。其後，劉勰在《文心雕龍·隱秀》中對詩文中的“隱”做了說明，他認為“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隱以複意為工”，“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在劉勰看來，優秀的詩文是“複意”的結構，一層是字麵的意思，一層是言外的意思，而“隱”作為一種含蓄之美，所重視的是“文外之重旨”，即第二層意思，所以詩文應“義主文外”，應“秘響傍通，伏采潛發”，這樣才能“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在這裏，劉勰以其敏銳的藝術眼光，從創作和鑒賞兩個層麵揭示了“含蓄”美的特征和功能。到了唐代，探討“含蓄”美成為詩學發展的一種時尚，如皎然在《詩式》中提出的“但見情性，不睹文字”，白居易在《文苑詩格》中提出的“為詩宜精搜，不得語剩而智窮，須令語盡而意遠”，桂林淳大師在《詩評》中提出的“夫緣情蓄意，詩之要旨也。高不言高，意中含其高，遠不言遠，意中含其遠，閑不言閑，意中含其閑，靜不言靜，意中含其靜”等精辟論述，都深入而準確地描述了詩歌“含蓄”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