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葉大師說，“一不等同於一，不僅僅等同於一，不總是等同於一”，這句話是大法的出發點。他認為，人們也許會將這句話或者與之相應拓展出來的句子說得太長，這就是說，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情況下，說這句話是對的，但是一段時間以後，如果形勢發生了變化，說這句話可能就不對了。如果要研究這一論斷，人們必須冷靜對待這些錯綜複雜的思路，但是永遠不要忘記，本質上這其實指的是很簡單的東西。思考時要抓住花蕾般的概念有困難，因為在迅猛的開端下，思考呈現出一種強烈的渴望，所描述的東西沒有被理解成花蕾，而是花朵。因此，對於思考者來說，花蕾概念已經是致力於不要保持現狀的事物的概念。在此涉及的是簡單東西，命名和使用方麵沒有困難。許多人起初不理解大法，因為在觀察者和被觀察者兩大派別中，他們隻認真對待其中的一方，即被觀察者，並認為我們的思考具有模糊性和倉促性，這是被慮及的事物所缺少的特性。然而，被慮及的事物並不缺乏模糊性和倉促性。如果思考是模糊而又倉促的，那麽通過思考有望讓其遵從自然，如此我們的思考也沒有缺陷，而是正確的。當我們說“科學是科學”這句話時，它似乎很有道理，這是因為同一個詞被用了兩遍。但是同樣的詞指的是不同的東西，而且不僅僅出現在不同的時期。當下的物理學家們懷疑曆史撰寫者們是否遵循了科學，隻有他們自己的方法似乎是科學的。艾福大師承認物理學家們說得對，但是也駁斥了物理學家們的科學性，因為他們對於新曆史學知之甚少。人們很容易將科學想象成去努力發現並證明科學論斷和方法的非科學性，這種做法還能帶來好處。蘇國大革命展示了重複例如“農民是農民”此類句子而帶來的好處。米恩列發現，在蘇國，各地的“農民”紛紛以不同形式湧現，對於特定的進程，農民們的態度截然相反。他將這種不同態度造成的差異定性為財產所有的差異，並從中為大革命謀取了暴力的好處。但是他能夠這樣做的原因隻是因為他同時也觀察到：首先，盡管他發現了差異，但是農民們的態度是一致的，這與工人們相反，後者想要廢除個人財產，而農民們則想保留，貧窮的農民們想要獲得財產。在此，“農民是農民”這句話就發揮作用了。如果在某一時期農民中間的矛盾很大，以至於如果一些農民想繼續做農民，另一些農民就無法再繼續做農民了，此時，這句話就發揮作用了，行動也必須以這句話為基礎。在一個殘酷的年代，工人們在米恩列和倪恩的領導下戰鬥，目的是為了讓“農民是農民”這句話能夠發生作用，他們采取的方法是讓富裕和貧窮的農民成為擁有相同財產的農民。然後在同一年齡層的人群中，工人團體內部出現了反對派，它基於“農民是農民”這句話預言（斷言）了農民和工人之間的鬥爭，這些鬥爭隻有在農民或者工人一方獲勝後才能結束。反對派要求工人們采取措施來應付這樣的鬥爭。團體陷入到爭鬥的危機中，此時，“農民是農民”這句話開始顯現出它的脆弱，因為農民們變身為工人，如此，“農民是工人”這句話很多時候能更好地為他們服務。反對派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被打敗了。但是，很多人無法看出通過剝奪個人田產而變身為新工人的農民性，他們已經完全把“農民是農民”看成一句過時的話，這些人犯了大錯。因此，這句話換了一個形式後依然一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