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1]出生於19世紀60年代的最後一年，幼年身受嚴格的傳統學術教育，9歲至13歲隨外祖父朱有虔學習儒家經典，1890年赴杭州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如果不是甲午爆發，這位書齋內的青年要繼續待在閉關八年的怙經精舍裏，繼續自己的學者之路。
章氏與報業的首次接觸與同鄉汪康年有關。1896年年底，他致函和自己有著姻親關係的汪康年，後者此時主持新生的《時務報》。章表達了對報紙的一些看法，委婉流露參與辦報的興趣。由此契機，汪邀請已有文名的章炳麟加盟報紙，擔任“撰述”。此時主筆梁啟超已請假返粵省親，試圖創辦一份新的報紙《廣時務報》，首次顯示了遊離《時務報》的跡象。[2]1年後，梁啟超赴長沙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務報》創刊至此，1年零3個月的主筆事實上已告離職。
不顧老師俞樾反對，章炳麟1897年前往上海，成為維新政治風雲中的新筆將。此時章29歲，娶妻並育有一女，來到上海謀生色彩頗濃，和炙手可熱的梁啟超相比，可謂籍籍無名。公眾輿論甫一亮相，章炳麟發表的政論卻大開大合，氣象頗大，《論亞洲宜自為唇齒》《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出自其手。前文疾呼中國如“不發憤圖自強，不新製度”，“惟舊章之守”，則“雖無日本，猶蠶食於俄羅斯”[3]。後文則主張“以教衛民，以民衛國”，提出著名的“以革政換革命”口號。[4]剛走出書齋的章炳麟此時除了傳統士人的改良情緒，尚無各種真正意義上的“主義”。事實上，由於帶有很強的建言色彩和襄助政府麵相，外交題材成為知識精英最喜歡的批判話題之一，它不僅有較大話語安全空間，也符合中國文人縱橫捭闔、指點天下的古典傳統。
可惜好景不長，不久因與康門弟子發生激烈衝突，章炳麟退出《時務報》。由於文法古奧，他在《時務報》的文章寥寥無幾，報紙主要發起人之一黃遵憲雖承認其才華，但認為章的文字不適合大眾閱讀。返回杭州後，章炳麟在當年8月擔任興浙會機關報《經世報》總撰述，這是具有“反滿”色彩的地方團體，與此後著名的“光複會”有一定淵源。這一年的晚些時候，章炳麟還分別參與創辦《實學報》和《譯書會公報》，不過均告匆匆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