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章炳麟正在自己的講習班上課，數年前開辦的“國學講習會”在《民報》查封後成為他的新舞台，由於對國內革命形勢了解不多，直到上海獨立，章炳麟才感到這並非是一次黃花崗那樣的武裝暴動，當11月15日抵達上海，他再次得到英雄般歡迎，一如他離開時。
不過他很快再次與主流革命派發生衝突，要害在於他四處傳播那個著名論調：“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反對“以黨見破壞大局”[113]。這句他對譚人鳳所描述的“後革命”原則，並不符合孫中山陣營的訴求，而更多受到昔日立憲派士紳的歡迎。對章炳麟來說，這其實並非新奇之談，他所主導的光複會，宗旨正是“光複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
作為一個長期流亡的異議者，章沒有在直接的革命行動中起到多大作用。相反，他始終給人以遊離革命陣營之外的感覺，被稱為“以宗派主義和自由主義對待孫中山，造成了一係列嚴重的政治失誤”[114]。
如果人們承認“章炳麟不失為當時革命派中的傑出人物”[115]，那麽從《時務報》到《蘇報》以及《民報》，這位革命家的主要角色當然是鼓吹者、宣傳者。以他對傳媒的了解和古奧的寫作文本來看，本不大適合做一個“報人”。辛亥之後，除了短暫的《大共和日報》外，章炳麟基本與報界疏離，重返書齋。
報刊對章炳麟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顯然更多的隻是工具，這種價值並不體現在一般報人對新式報刊溝通上下、監督政府的期待上，也缺乏舊士人轉為新報人的職業理想。對他而言，報紙是一種宣傳平台，所要傳播的不僅是政治口號，更是故國與國粹的救亡之念，後者無法在現有“異族統治”下實現，因此推翻政府成為必須。“排滿”宣傳與革命鼓吹，乃是“光複”故國的一種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