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兩個原因促使我完成了這次寫作。一是長期媒體從業經曆。在過去的十幾年裏，從日報到期刊，從記者、編輯到所謂主編，作者對媒體業有著非常切近的實踐和觀察。中國的“話語”，往往需要進入場域、語境加以考察，方得真義。由此不僅激發了對這一行業及其從業者曆史的興趣，也獲得一些個人體悟。這對穿透本文的諸多問題幫助不小，諸如媒體管製、輿論操作以及作為把關人的從業者所發揮的角色功能等。在此方麵，近代報人登場時喧囂的曆史場景雖已遠去，但很多問題卻依然新鮮，這不能不讓人為之思忖。
另一動因是延續了作者對晚清報人、近代輿論的關注。當然，與此前的個案研究比，本書結構上更為複雜一些，而研究者常試圖達成自己某種解釋的努力，這裏亦不能免俗。
讀書或者說所謂研究，對我而言迄今並無多少目標，更多的是一種較為私密的業餘愛好。在此首先須感謝兩位老師的導引，他們讓我有興趣繼續多少有點莫名其妙的學習道路。一位是社科院已故學者李斯頤先生，一位紮實而低調的學者，雖不為公眾熟知，所涉研究領域如晚清官報、新聞法規等成就皆獲公認，在新聞史學界一直受到尊重。寫作本文查閱文獻，他的名字一再出現於海內外學者著作之中，本文對李斯頤先生已刊論文和未刊書稿也多有使用。退休之際的突然故去，令人十分意外和難過，他嚴謹的治學精神令人受益終身。
另一位是博士導師張鳴先生。張老師是公眾熟悉的知名學者，不過很多人隻是他直率、生動的曆史著作讀者，這多少遮蔽了更為深入的了解。事實上，他的研究視野相當開闊，對政治製度史，中國鄉村、農民等社會史以及思想史領域多有涉入，且常有獨到見解。如果走入他的書齋，你一定會吃驚於其中的龐雜。張老師素來自嘲“野路子”，支持、鼓勵研究上的百無禁忌和開闊自主，不迷信或囿於理論。雖然本文並非他熟悉的領域，但長期治近代史的心得、見解與問題意識，無疑都讓作者受教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