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任何思想方式都在較輕的程度上暗暗沾染了這種毒素，都認為純粹的否定和批判具有一種創造力。“構成”了近代哲學之一部分的思想類型視為“給予的”和“確實的”東西，並不是自身明證的，而隻是讓自稱反批評和懷疑的那個X起作用，所謂“毋庸置疑”，“無可爭議”雲雲。這種思想類型沾染、浸透著怨恨。“辯證法”的原則同樣如此。“辯證法”不僅想通過否定A產生出一個非A，而且還想產生出一個B［斯賓諾莎的“每一界定都是否定”（黑格爾）］。[26]人們抵達自己堅定信念的道路，不再是與世界和實事本身直接溝通；隻有批判他人意見並通過這一批判，才會形成自己的意見，這樣一來，對這些意見之正確性的所謂“準繩”的追求，就變成思考者至關重要的事情——無論情況如何，怨恨活動都籠罩著思維，伴隨其始終；怨恨的虛幻的正價值和判斷總隱藏著否定和貶值。與此相反，一切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批判，其基點都在於：不斷地在實事本身上檢驗他人的意見，就是說，其基點並不是怨恨批判支配的原則——怨恨批判把“實事本身”隻視為反對嚐試批判自稱有效的原則。
在另一意義上，浪漫心靈類型在某種程度上總帶有怨恨——至少在這樣一種程度上：該類心靈所特有的、對過去曆史上（古希臘、中世紀等等）某一國度的渴念，並非基於讓該時代自身特有的價值和財富的特殊引力，而是基於一種內在的、逃離自身時代的運動；與“過去”的一切稱譽和讚賞總具有一種共鳴的意向——貶低自身時代和現實的意向。比如，荷爾德林對古希臘的愛是一種本原的、正性的愛，是發自作家內心深處的、與希臘人氣質相同的愛；而弗·施勒格爾對中世紀的渴念卻浸透了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