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曆史意義來說，文化的力量是很容易加以確認的，特別是采取妥善的預防和安全措施來確保文化朝正麵的而不是負麵的結果發展。整個曆史時期——古典時代、文藝複興時期、啟蒙時代和羅馬時期——都公認它們所帶來的文化變革。”[129]但是，文化不全是自變量，文化力量也不會完全自發地表達出來，其影響積極與否，還要看它和其他社會因素的作用情況。“文化最終還受到構成和組成文化的所有力量和因素的影響，這是造成文化十分複雜和獨特的原因。”[130]同樣的文化屬性，在不同的社會中，甚至在同一個社會的不同時期中，對於社會發展可能具有不同的影響。中國古代有“文以載道”之說，但是，“文”有力量才能“載道”。文化力量的表現是一個綜合過程，盡管個人的文化素質也在社會中起作用，但整體上說它是服從和服務於全社會的，文化的內蘊力在於對實際問題的表達狀況如何，在於對問題本質的體現是否深刻。一般而言，文化內涵越是接近事物的本質，越是體現事物的規律，其力量就越大，特別是當文化發展與國家的前途命運以及人民的生活實踐緊密聯係時，其作用力會更加明顯。
人是文化力量的實踐主體。在宗教神學那裏，文化力量是超自然的，是上帝賦予和主宰的。韋恩·克裏斯多德在《力、愛與惡：剖析我們如何相互摧毀的哲學》中提到，“作為每種力量存在的創造者——這裏說的每種力量不僅包括那些全麵的力量還是特定的力量，作為擁有無窮的力量的上帝，他不僅通過製造所有的力量，而且通過將自己的力量置於首要位置，通過使用他的超然力量而將無限的力量帶入現實、賦予現存力量以能量；而所謂無限的力量，即便將力量源源不斷地帶入現實，也不能夠使得上帝的力量製造能力有些微的削弱”。但是，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文化是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並影響和反作用於相應的經濟和政治，是社會主體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社會生活的一種認識和向往，它有時是潛移默化的力量，波瀾不驚；有時是突躍性的社會因素，洪波湧起。這需要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來發生作用，結合的載體通常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群眾。因為，“在實踐方麵，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麵，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131]這一狀況必然使共產黨人成為文化力量的表達中堅。現實的發展過程中，一切理論和技術都必須通過人的主體活動和勞動實踐轉化為生產力，而每一種文化形式，都不過是群眾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或思想傾訴。辯證唯物主義不僅承認人民群眾是物質資料的生產者和精神產品的生產者，也要求承認文化創造的多樣性和文化成果的多樣性。馬克思在談到哲學與無產階級的關係時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132]當思想成為人心中的陽光時，當知識的明燈照在人的心坎時，它必然會極大地推動人們的覺醒和覺悟，使人意識到人自身的力量。但是，“那些相信工作代表了一種反理論的思想模式，那些寧願要原則也不要理論，寧願要解讀而不是解釋，寧願要理性也不要理由的人們，與和他們相對的那些渴望傳統科學的最終性成功與確定性的人們之間，仍然存在一種張力”[133]。實踐著的不同人群，盡管都是文化主體，卻因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認識而存在思想上的爭論。另一方麵，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人活動於其中的自然，在每一個曆史時期的文化創造，都被注入人的意誌和創造性。沒有作為主體地位的人及其實踐，就不會有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活動，也就不會有人類文化史和文明史。正因如此，馬克思指出：“工業的曆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麵前的人的心理學。”[134]他們認為，文化力量是通過知識分子及其他社會主體的實踐發揮出來的，他們對文化動力的認識是以實現人的價值為主要目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