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書最初的一些想法和寫作過程，在導言中我已有所交代。在這裏，我還是有幾段話想說。
十一年前，我做出了人生的一個重要抉擇：從收入較高、生活待遇較好的一家國有企業來到相對“清貧”的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當時許多人對此不太理解，認為離開原來效益好的單位實在可惜了。然而我的想法是明確的，那就是趁著自己正值中壯年，還有足夠的精力，趕緊在一個時間充裕、工作環境比較清淨的地方，將自己多年來思考的東西係統地整理出來並寫成專著。實踐證明，省社科院的工作環境是得天獨厚的：不僅有濃厚的思考氛圍、開闊的學術視野、豐富的研究資料、良好的人際關係，更有大把的、能夠自由支配的時間。而這正是我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工作條件和環境保證了我能靜下心來做研究，並努力完成自己的研究項目。現在回想起來，如果說來到社科院工作有什麽“失落”的話，那麽最大的失落就是“苦”了家裏的人，讓他們一起跟我“享受清貧”。好在家裏人不僅不埋怨反而給予我很大的理解和支持，這使得我愈發的努力。我想，這也是我將自己的理想付諸實施，能夠做出一點小成績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吧！
古代中國人是非常重視“知”的作用的，有所謂“格物致知”之說，而致知的目的在於“窮理”“明理”。正如大哲朱熹所說：“格物隻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回想我這麽多年的思考和研究，其實就是像古人說的那樣，是在“知”上做文章，或發現一些事實，或解釋一種現象，或闡明一類觀點，目的就是“窮理”“明理”。在我看來，我們所麵對或置身其中的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世界，有許多未知的東西，有許多動人心魄之美，等待著我們去發現，去認識，去欣賞。因為凡物皆有其“理”！當然，要窮理或明理則必須下一番“格物”的功夫。為此，這些年來雖未做到“上窮碧落下黃泉”，卻也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或通讀經典，或搜集資料，或拜訪名師，或研討問題。舉例來說，為了能夠及時掌握認知科學的前沿領域或國外研究進展狀況，我努力克服年齡偏大、記憶力較差的不足，把英語又重新“撿”起來（如堅持每天閱讀英語文獻達數年之久）。盡管如此，我仍然感到，“理”離我還是那麽的遙遠（更何談“窮理”）！具體到本書來說，雖然我從主體性的角度提出了一個解釋人類科學曆史發展的“類腦模型”，但這並不表明我的研究任務已經完結。事實上，該模型及其概念框架本身還有待於進一步地補充和完善，而在這一框架下所作出的某些分析和判斷，所提出的某些觀點以及得出的某些結論，還是讓人有誠惶誠恐之感。為此，我衷心期待著學界同人和讀者的批評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