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下，社會時空結構在全球化時代發生了一係列的變化，從原先的同質性時空轉變為差異化時空，從原先的穩定性時空轉變為流動性時空。社會時空的全球流動與重新組合，使社會時空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社會時空相對穩定的條件下，社會時空是社會發展的外在背景，即社會發展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時空中實現的；而在社會時空不斷重構的條件下，社會時空逐步成為社會發展的內在要素，從“時空中的發展”逐步轉向“發展中的時空”。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社會時空的流動與重組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條件。因此，社會發展方式的深刻調整，離不開對社會時空當代特征的整體把握。
（一）時空失衡與社會發展的自主性
在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好發展的自主性與依附性的關係。對於後發展國家而言，這更是一個重大而又緊迫的現實問題。與發達國家的內生型社會發展模式不同，後發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總體上具有外源性的特征，即以被動的方式進入全球體係之中，即“被動全球化”。後發國家的“被全球化”的過程可以分為舊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兩個階段。在舊殖民主義時代，先發國家往往通過武力征服、直接統治的方式對殖民地或附屬國進行掠奪和奴役。對此，馬克思曾以荷蘭為例，勾勒出舊殖民主義的血腥圖景：“荷蘭——它是17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營殖民地的曆史，‘展示出一副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為的絕妙圖畫’。”[46]在新殖民主義階段，後發展國家往往在政治上已經相對獨立，所以作為帝國主義中心的國家不再采取直接掠奪的方式進行殖民統治，而是采取更為隱蔽的間接殖民方式，在經濟上利用國際經濟交往，通過經濟控製、不平等貿易、貨幣兌換和所謂“經濟合作”來實現對後發展國家的控製。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殖民地國家爭取獨立是為了更好地發展，而重新掌握政治主權在理論上是這種發展的前提，但獨立之後的現實卻是不得不繼續向西方國家求助。這在拉美和東亞獨立後表現得十分明顯，不管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大量外來資金，還是這些國家為滿足物質需求對西方消費品的依賴。而且，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狀態一直持續，形成了一種所謂依附性發展。”[47]後發展國家之所以陷入社會發展的依附困境，這是因為，政治獨立僅僅是後發展國家自主發展的形式上的條件，後發展國家要想真正實現自主發展，就必須要在政治獨立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經濟自主和文化自覺。所以，鑒於新舊兩種殖民主義的不同策略，自主發展的主題相應地也發生了變化：如果說政治解放是後發展國家在舊殖民主義時代的奮鬥目標，那麽在新殖民主義時代，後發展國家自主發展的主題應當是經濟自主與文化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