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共產黨二十大不僅影響到了東歐國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近40年了，其非均衡性發展的正麵效應遞減，而負效應逐漸凸顯，所以，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開始進行內政外交方麵的調整。本質上說，蘇聯共產黨二十大以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了蘇聯模式的某些弊端並提出一些補救措施。可是，對於正在蘇聯模式化過程中的中國來說，蘇聯模式的正麵效應正是最大化的時候，而負麵效應還沒有出現，至少出現得還不明顯。由於這樣的時空差別，中蘇兩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問題上出現了分歧與矛盾。根據後來開展的大論戰，中蘇之間的分歧是全方位的，涉及社會主義國家內政外交的方方麵麵，但最早暴露出來的是《秘密報告》對斯大林的批判。
受蘇聯共產黨的邀請，由朱德、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5人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參加二十大。代表團抵達莫斯科的第三天，專門到列寧和斯大林陵墓敬獻花圈。2月15日，朱德在二十大上宣讀了毛澤東簽發的中共中央的賀詞，特別提到，“蘇聯共產黨愈益鞏固，蘇聯在各方麵的勝利愈益輝煌，就愈證明了列寧所締造的、斯大林及其親密的戰友所共同培育的蘇聯共產黨是堅強而無堅不摧的”[35]。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俄羅斯學者都認為，在斯大林問題上，中蘇兩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差別。前者寫道，“還在大會期間，當發現蘇聯共產黨中央有批評斯大林的意圖之後，中共代表團就急忙去電北京，詢問應付辦法。中共中央當時的答複是：會議照常參加”[36]。後者認為，朱德盡管表麵上沒有說什麽，但私下裏告訴蘇聯方麵，對斯大林這樣的國際性領袖人物進行如此尖銳的批評，應當事先與其他黨商量一下。[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