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東歐的其他國家相比，民主德國和保加利亞無論在社會發展模式還是對外關係上都基本上與蘇聯保持一致。民主德國在20世紀50—60年代雖然發生過一些事件，但除了東柏林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針對蘇聯模式和針對蘇聯本身的之外，其他事件更多的是針對西方國家的。保加利亞則始終看蘇聯的臉色行事，社會發展一直比較平穩，國內很少發生政治或經濟事件，更沒有與蘇聯的公開矛盾和衝突。
民主德國沒有經過人民民主製度時期。國家剛成立時的臨時人民議院和臨時人民政府表麵上是多黨的，可起主導作用的卻是德國統一社會黨，共和國總統威·皮克、政府總理格羅提渥和第一副總理烏布利希都是該黨的領導人。1950年，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三大通過的新黨章提出，以聯共（布）為榜樣，使德國統一社會黨向“新型黨”轉變。在經濟方麵，民主德國在完成了恢複經濟的兩年計劃的基礎上，從1951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提出了發展的高指標，“工業生產要比1950年增加90%，比戰前翻一番；穀物和豆類同期增長25.3%，油料作物增長近60%，飼料增長43%；全部工資基金增加131%，食品、消費品和農產品平均價格降低28%”。[40]第二，把發展重工業放在首位。無論快速發展還是重工業優先，都需要厚實的工業基礎和大量的資金，而這些恰恰是民主德國的軟肋。民主德國在原德國經濟區中以農業為主，工業相對落後於聯邦德國。除了經濟基礎不如聯邦德國之外，蘇聯還對民主德國采取了“抽血”的做法。“東部地區的拆遷一直持續到1953年，這期間蘇聯通過拆遷廠房和設備（600多家工廠和大量機器設備）、收取占領費、索要產品和蘇聯股份公司的收益，所獲得的價值估計達664億舊馬克。”[41]因此，民主德國的五年計劃實施起來困難重重，經濟形勢也日益嚴峻起來，人們對社會發展的現狀和德蘇關係越來越不滿。“六一七事件”[42]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