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是西歐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期，英國的發展對西歐的影響尤大，且更具有典型意義。英國在15世紀末即開始了“圈地運動”，到16～17世紀，“圈地運動”猛烈發展。“圈地運動”的結果，使農民與土地分離，為工業資本主義提供了廉價勞動力，也促進了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發展以及新的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16世紀時，英國的呢絨業已發展成工場手工業，規模大的手工工場已有了數千名工人。行會中也出現資本主義因素。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又推動了外貿和金融業的發展。另外，在玫瑰戰爭中，英國舊的封建貴族為爭奪王位而相互殘殺，終於同歸於盡。這些被消滅殆盡的舊貴族的後裔已經是在另一種條件下成長的新的一代，他們的習慣和傾向已具有更多資產階級的色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Ⅷ）趁宗教改革之機，宣布脫離羅馬教廷而自立為英國國教會的首腦。稍後，英國國教會又通過法案，封閉了700多所天主教寺院，並將從寺院沒收的大量土地分贈或出售給新的暴發戶，使一些資產階級暴發戶成了土地所有者。於是，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土地的舊貴族的後代和獲得大量土地的資產階級暴發戶形成新貴族集團，在他們身上體現了資產階級利益和貴族利益的結合。這種情況決定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它的結果就是1688年資產階級和貴族達成的妥協。
英國的專製製度雖然在16世紀即已得到發展，但是和法國的專製製度比較起來，英國的專製製度是脆弱的。法國已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係統，中央政府有權任免地方官員，英國的中央政府則無權任免地方官員；法國的中央政府有權直接調動各省的軍隊，以鎮壓叛亂，英國的中央政府沒有一支可供隨時調遣的常備軍，一旦有事，須臨時招募軍隊；英國從13世紀下半期即已建成國會，14世紀國會形成兩院，國會對國王的權力有掣肘作用，而法國的三級會議早已停開，國王大權獨攬；英國國王沒有固定的財政收入，平時國王及宮廷的費用靠國王領地的地租及騎士捐獻維持，一旦國家有事，須召集國會，經國會同意才能向臣民征收臨時稅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