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和邊緣之間差異性的消失以城市化的出現為標誌，不過總是以各種成問題的方式出現。城市化和都市性之間的差異可以在旅行形象中得到把握，這種旅行形象與其說受某個空間的影響，或者相反地對空間產生影響，不如說永遠不能保證它具有比運動更多的東西。都市性通過空間的曆史經驗與安置相聯係，在某種程度上，它是用一種隱含的現象學衡量城市化的概念的，而在這方麵它總是可以被質疑。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差異性的消解——相互影響——在城市中變得明顯和突出，這就是鮑德裏亞通過對實在與表象之間差異性比喻所指的生活“矛盾”。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可以從這兒移動到那兒，這並不會使距離變得更重要，而是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在社會上占據同樣的空間或者被分散在不同的空間裏究竟意味著什麽。“距離”作為一種古老的本質主義遠未宣告結束，而當下的輕鬆運動卻使距離的問題變得生動而引人注目。由於便利設施的擴展似乎使每一個場所都顯示為相同的，也就是說，它似乎使所有的邊緣都變成了中心，中心性的意義問題總是會被提出來。相同的商品在每一個地方出現，並始終留下了這個需要探討的問題，即商品是如何被經營的，如何導致凝聚力與排斥、市場和場景等多樣性的社會形態，以及如何產生批評、精心策劃和完善設施等社會形態。每一種便利設施或者良好管理都能成為一個微觀社會世界的焦點，這個社會世界可以通過多樣化的應用領域來擁護、闡述甚至反對它。便利設施和商品成為社交活動的促進力量，從而提出了城市化與都市性之間的差異性問題。大多數城市可能已經重建了中心和香醋廠，但是，“擁有”這些設施隻是表明它們在那裏被人們使用。其他城市建立了致力於進一步完善具有不同立場和差異程度的團體協會，它們以規模經濟的形式出現，因而提出了反融合主義，用具有社會意義的方式抵製和批評這種用法。對個人和群體的審美和倫理的重新定義來說，商品成為資源，也成為解釋人生意義、人生目的和人生觀的資源，而這些資源都是決定性的和必然的東西。在城市裏，豐富的商品本身並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它使商品和善之間的差異成為一個持續存在著爭議的地帶，因為市場價值會使這種差異性陷入危險的境地。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區別正在消失，意味著商品和市場的整合和使用問題以最激烈的方式指向交流，指向凝聚和相互促進的場所，指向有組織的敵意場地，指向完善和多樣化創業舉措的機會，指向構建“形象”(Gans,1993)或者身份標誌的材料，指向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跡象和與未來幸福生活相關的一切當下時刻的機會。正是中心和邊緣之間正在消失的差異性被戲劇化從而使城市成為中心而不是邊緣。城市是一個市場，並不意味著市場被城市化，而是意味著通過市場價值的透鏡在自我肯定中把它當作考慮善(Good)的典型場所，通過關注中心事物和邊緣事物之間的差異而持續地進行幹預。隻有在城市裏，商品和便利設施(周邊地區也“有”)的難理解性才成了問題，才變得富有戲劇性，因為它們在標識個人和群體時被作為資源投入千姿百態的社會用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