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道德中價值有一定的序列。價值序列最為深刻的轉化是生命價值隸屬於有用價值；在轉化過程中，這種隸屬的程度日增，隨工業精神和商業精神戰勝軍事和神學——形而上學精神日益深入到最具體的價值觀中。或者，如我們在馬上要總結的“高貴”概念中的品質（它構成活機體中的生命價值）時談到的：“高貴”隸屬於“有用”。13世紀以來，市民階層不斷湧上政治舞台；在法國革命中，第三等級要求解放，由此展開了政治民主運動——在這一係列曆史事件中形成的社會的新結構，是價值位移的外在的政治經濟的表現形式；價值位移植根於由若幹時代、尤其是權威性的生活支配的時代聚積起來的怨恨（並因怨恨價值的取勝和擴展）的爆發。隨著商人和工業家掌握國家政權（尤其在西方國家），隨著他們的本質和判斷、他們的趣味和愛好變成選定的規定理由（包括精神文化生產的理由），隨著他們關於終極事物的形象和象征（這必然隨其活動出現）戰勝古代宗教的象征形象，他們的價值樣式變為形構“道德”的樣式。[13]
怨恨也是這一巨大過程的一個根本原因。
價值評價的顛倒首先表現在：商人和企業家的職業價值、這一類人賴以成功並搞事業的稟性價值，被抬高為普遍有效的道德價值，甚至被抬高為這些價值中的“最高價值”。機敏、快速適應能力、計算型智力、對保障生命“穩妥”和八麵玲瓏的意識——確切地說，能夠創造這些條件的特有能力，對各種情況的“可測性”、對連續工作和勤奮、對簽訂和遵守合約的詳略等意識，現在都成為基本品德；勇氣、英勇、犧牲精神、冒險樂趣、高貴意識、生命力、征服意識、對經濟財富的等閑視之態度、家鄉戀情、對家庭與家族的忠心、對領主的忠誠、統治力、恭順等都隸屬於上述基本品德了。可是，當它們仍然沿用原有名稱時，則概念上的重構就更為深刻。[14]“仁愛”表明了這一點。諸如“公義”“涵養”“忠誠”“真誠”“節儉”這些詞語也獲得了新的意義。過去的公義觀是：人人都一樣才會有權利；隻有人平等，才會如古代日耳曼格言所述：“讓人得其所應得’，“兩人做同樣的事，已經有所不同”；所以，隻有同樣的人才可能公正地裁判同樣的人。現代的公義概念與事實上的“人人平等”的新觀念結合；此一概念使每一立法對某一特定的集團本身成為“不公正的例外立法”，要求在外在情況相同的條件下一律平等對待一切人和集團，在利與害、財與災上對誰都一視同仁——根本不考慮他們的天性和稟賦方麵的價值差異。[15]由於這種公義概念，“同樣的人隻應由同樣的人來裁判”這一原則，在立法中自然日益見棄。“涵養”本來的意思首先是：人的精神對感性衝動混亂的控製；有涵養還表現為騎士般的對“偏愛”的支配意誌，以對上帝和在上帝“之中”的恭順為主遵的浩然之氣感，感到自己一無所“憾”，對有用目的方麵的要求並不計較。如今，涵養變成一種純粹手段：人靠“明智”“踏實”“有分寸”成功地搞業務、盡可能擊敗競爭對手；倘無這一目的，涵養就得不到肯定評價。以前，“忠誠”是愛與信任倫理的自然延伸；其承擔者視一切束約性的“諾言”和需接受的“契約”的要求為一種侮辱，因為那無非是對忠誠的懷疑，要求提出人為的保證。現在，“忠誠”純粹變成恪守諾言和契約的素質。以前，對“真誠”的評價首先是認信的勇氣、不屈從他人價值評價和利害關係，說謊者至少是暫時屈服於他人的價值評價和利害關係。現在，真誠日益具有這樣的意義：在社會道德和公共輿論麵前所不能說的，也不應想、不應作！“節儉”原本被視為體現“自願清貧”——出自犧牲觀——的福音理念中的傾向的表露，亦是為窮人的一種生活才幹（不是“德行”）的形式；並被這些窮苦人所看重；現在，節儉被抬高為“德行”，不再與犧牲觀和福音理想相關；至關緊要的是：節儉被抬高為富人的德行——自然，基督教的熱情在字麵上仍保留下來。鬆巴特在論述阿爾貝蒂時尖銳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