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懲罰這個課題上來，我們必須區分懲罰的兩種不同的特性。首先是它的比較恒久的特性，這種特性表現為習俗、儀式、“戲劇”，表現為程序中的某一嚴格的步驟；其次是懲罰的可變的特性，這種特性表現為意義、目的，表現為對形成這種程序的期望。依此類推，這裏沒有別的前提。依照恰才闡述過的史學方法論的主要觀點，程序本身就會成為某種比它在懲罰方麵的用途更為古老、更為早期的東西，而它在懲罰方麵的用途隻是被塞給、被強加給早已存在著的、但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是多餘的程序的。簡言之，事情並不像我們的天真的道德和法律起源家們一直想象的那樣，他們以為創造程序是為了懲罰，就像人們以為創造手是為了抓東西一樣。說到懲罰的另外那個特性，那個可變的特性，也就是懲罰的“意義”，在晚近的文化階段（比如說在當今的歐洲），懲罰事實上早已不隻是意義單一的概念，而是多種意義的組合。懲罰的全部曆史，它的為各種不同的目的所用的曆史，最後都集結為一體，難以分解，難以剖析，而且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對它根本無法下定義。我們現在沒法斷定，執行懲罰本來是為了什麽，所有對全過程進行了符號式的壓縮的概念都逃避定義，隻有那些沒有曆史的概念才能夠被定義。可是從早些時候的一個研究看來，那個“各種意義”的組合倒還更容易分解，且更容易推演。我們現在尚且可以看到，組合的各因素是怎樣根據每一個別情況改變它們的價值的，而後又是怎樣重新組合，使得有時這種因素、有時那種因素壓倒其他因素，躍居主導地位。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單一的因素（比如說威懾的目的）也可能揚棄所有其他因素。為了使讀者至少了解懲罰的“意義”其實是多麽不確定、多麽次要、多麽偶然，並且使讀者了解，同樣一個程序是會怎樣地被利用，被解釋，被裝扮，以便為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務，我在這裏列了一個提綱，這是我從一小部分偶然收集到的資料中抽象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