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教育也步入了新的階段，需要新的教育理論。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發生使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受到批判。1957年至1966年，蘇聯教育學在中國的引進狀況與上一階段有了明顯的不同，全方位“一邊倒”的方針在這一階段變成結合中國實際，使教育學“中國化”。這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過渡階段，它承接了上一階段對蘇聯教育學的大規模引進，同時也是後一階段“**”乃至“**”結束後兩年內沒有一本蘇聯教育學著作被引進的前兆。①1967年到1976年，教育學遭到破壞，外國教育學被全盤否定。
一、以教育學中國化為目標的引進(1957—1966年)
1956年至1966年，教育學在中國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1956年至1960年，以“教育大革命”為中心；二是1960年後開始的總結和調整。這一時期，蘇聯教育學的引進逐漸弱化，其他國家教育學的批判引進相對增加。
(一)逐漸弱化蘇聯教育學的引進
這一階段，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中國依然敵視，中蘇關係出現了裂痕，矛盾逐漸加深，中蘇關係不斷惡化。1960年，蘇聯單方麵撕毀了與中國簽訂的專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取消了一切對中國的援助，並撤走了所有蘇聯專家。中蘇關係的變化對蘇聯教育學在中國的引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一階段蘇聯教育學在中國引進、傳播最重要的背景是教育學“中國化”的提出。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和《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都指出，學習蘇聯不能盲目地學，不能照抄照搬，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進行學習；應該通過學習國外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從而創造出具有獨特民族風格的、中國自己的東西。1956年5月，陸定一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的報告會上指出：“學習蘇聯要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采用教條主義機械搬運的方法會使我們的工作受到損失。”②《人民教育》1957年7月號發表《為繁榮教育科學創造有利條件》的筆談，闡述了孟憲承、蕭孝嶸、胡守菜、高覺敷、左任俠、杜佐周、廖世承、歐元懷、張耀翔、張文鬱、陳科美、沈白英、李伯棠等學者對教育科學研究的意見。有學者認為，我國教育科學發展中最迫切的問題是教育學的“中國化”,隻是簡單地從蘇聯的教育學教科書中學習教育學，我們就永遠也不會達到先進水平。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學中也有進步的成分，我們不能僅僅學習蘇聯教育學，也應該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情況；與此同時，還要批判地繼承我國各個曆史時期教育家們的教育遺產。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