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多種方式進行的對促使馬克思的批判理論在內容、目的和作用上發生轉變的那一過程所做的研究，同關於馬克思早期著作與《資本論》之間關係的認識密切相關。雖然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發表他在1844年所寫的天才草稿《國民經濟學和哲學》（《巴黎手稿》），因為他認為，該草稿的術語以及提出的問題已然過時，但這並不妨礙我們通過閱讀這部著作而獲悉，是哪些意圖和哪些期望促使馬克思後來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徹底批判的。的確，在這部早期著作中，馬克思依然（在黑格爾辯證法的傳統之下）立足於從無產階級存在的“完全異化”和“非人化”到人類再次全麵占有被異化的本質這樣一個轉變。他對工業無產階級世界曆史使命的規定不乏思辨的拔高。但是，即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規律的辯證重建（唯有這種重建提出了科學的要求）之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年，以下簡稱《大綱》）和《資本論》（1867年）中被構想出來，“引導認識的興趣”也依然如故：尋找一條把工人階級、進而把全人類從自我創造的種種依賴性中解放出來的道路。就馬克思的成熟著作而言，這個意圖絕不是徒有其表的。它也能夠從中閱讀出來。但是，對馬克思早期著作以及《大綱》的認識，加強了對這個意圖的洞察，從而也有助於恰當地理解《資本論》。
早期著作與《資本論》之間的關係問題，同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關係問題緊密相連。我在原來的文章中曾以馬克思主義史為線索描述了這種關係，但僅僅論述至早期盧卡奇、恩斯特·布洛赫以及針對他們的那些“正統”批判家所做的獨到闡釋。在此期間，路易·阿爾都塞極其深入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像第二國際時期那些較老的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試圖再次把馬克思（當然是“成熟的”馬克思）從他那黑格爾派的色彩中解放出來，從而塑造一種“純粹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較之於德國，這個嚐試尤其在法國和西班牙語世界，當然也在盎格魯-撒克遜文獻中受到了更多的重視，因而必須對之進行論述。另外，對阿爾都塞的接納**在此期間似乎已經普遍地消退。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應該對阿爾都塞在認真嚴肅地探討《資本論》的方法論方麵所做的貢獻緘默不語，盡管構建“獨立於黑格爾”馬克思必須被視為一次失敗的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