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利特對黑格爾—馬克思關係的研究不同於馬爾庫塞。盡管伊波利特和馬爾庫塞都認為黑格爾主義在馬克思思想中是在場的，但這個法國人關注異化和外化問題，而那個德國人分析馬克思和黑格爾批判理論的性質。這個法國人直接關注《現象學》，關注黑格爾對西方文化的研究，而且斷定黑格爾對人類存在持有悲觀的願景：人注定是一種“苦惱的意識”，對異化的解放是不可能的。那個德國人則更多地直接關注（盡管他確實評論了《現象學》的一章）黑格爾的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著述。馬爾庫塞致力於解剖《法哲學原理》和《耶拿實在哲學》，特別是1802～1803年的《倫理學體係》以及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學》。據馬爾庫塞所見，盡管黑格爾體係的主題是合理性思想，但這並不意味著，黑格爾試圖證明君主製國家是正當的，而毋寧說黑格爾想要使合理性思想成為批判現存的標準。從這個角度來看，馬爾庫塞重視黑格爾思想的進步方麵和解放方麵。曆史是對自由的說明，正因如此，人並非注定是“苦惱的意識”，而是通過其實踐逐漸成為解放的主體。
施密特將《理性與革命》[105]從英文翻譯為德文，但他趨向於認為黑格爾與馬爾庫塞有著巨大的差異。施密特主要關注馬克思的認識論，並為此探索馬克思何以從《邏輯學》中借用黑格爾的邏輯範疇並將其轉化為《資本論》的解釋性方法論。馬爾庫塞主要關注的不是認識論，而是批判的方法論，關注這種思想如何作為現實被衡量的標準，又如何作為改變現實的一種手段。
盧卡奇和馬爾庫塞在他們趨向於對馬克思重新黑格爾化方麵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政治最終將這種相似性撕成碎片。盧卡奇逃往蘇聯以逃避希特勒主義的威脅，而馬爾庫塞來到了美國。盧卡奇總是將自己看作共產黨員，而馬爾庫塞從來都是學術地將其生活界定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德國唯心主義式應用。馬爾庫塞是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主要創立者之一，而盧卡奇在匈牙利革命和第三國際的創建中表現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