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新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學派內部，托尼·史密斯站在右端。盧卡奇著眼於《精神現象學》以及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阿爾弗雷德·施密特談到對黑格爾的“唯物主義補充”，一種在黑格爾主義的形式中注入馬克思主義內容的結合；但史密斯堅決主張《邏輯學》為《資本論》提供了邏輯工具。史密斯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采用的方法論僅僅是對黑格爾在《邏輯學》中運用的方法論的轉換。
在《辯證的社會理論及其批判》中，史密斯這樣描述了他的方法：
實體和物質的可理解性隻能通過主張思想過程何以對實體和物質在表象中被賦予優先權來把握，因為實體和物質具有基於表象層麵的更深的本質層麵。思想的任務首先是使表象穿入深層（在由勞動時間衡量的“價值”層麵而不是“價格”層麵發現了工資合同中的剝削，在這裏勞動僅僅被算作價值的生產，等等），其次是著手調節表象層麵和本質層麵的聯係。為了完成這項任務，強調思想的獨立性是不充分的；必須強調首要的是實際的進程及其產生的表象。這也說明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原則沒有差別。[143]
史密斯主要關注社會科學中的邏輯、共時性和解釋。思想淩駕於物質和曆史之上，而對史密斯來說，解釋意味著對普遍範疇如何進入特殊範疇、抽象如何成為具體進行證明。
不同的文本在理解史密斯和科亨之間的差別中起到巨大的作用。科亨將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作為捕捉馬克思信息的重心，而史密斯將《大綱》視為目的實現的途徑。對這兩個文本的解讀可以再現科亨和史密斯為何成為彼此。1859年《序言》提出了一種曆史理論，而《大綱》是馬克思方法論的一種早期解釋。《大綱》是馬克思對他的方法的第一次詳細闡述，而1859年《序言》表明了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之間的衝突為何會推動曆史前進。科亨和史密斯之間的論戰實則是在爭論哪個文本具有哲學上的優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