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義的需要，建立統一聯盟以反對普魯士反動政權的需要，是青年恩格斯沒有充分界定馬爾海內克和亨寧立場的原因之一。無視這些統一的要求，青年恩格斯留下了關於馬爾海內克和亨寧的老年黑格爾派以及這兩個人對黑格爾的理性觀念的不同態度的重要空缺。
青年恩格斯最尊重的老年黑格爾派成員是愛德華·甘斯，他在1839年逝世。在1839年5月24日至6月15日寫給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責問他是否參加了甘斯的葬禮。[151]大約兩個月後，恩格斯再次敦促格雷培不要忘記到甘斯的墳前致敬。[152]大約一年後，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與弗裏德裏希·格雷培的通信中，青年恩格斯寫道，隻有甘斯、羅生克蘭茨和盧格配稱黑格爾的學生。[153]
青年恩格斯之所以向甘斯致以最高的敬意，可能有兩個原因：青年恩格斯自己是猶太解放運動的闡述者，他對甘斯在柏林大學最後成功地贏得教職表示讚賞；青年恩格斯將甘斯視為反對曆史法學派鬥爭中的一個同盟者，而曆史法學派的立場是為普魯士專製製度做意識形態的辯護。
青年恩格斯想做辯護者的需要成為他最初引起馬克思注意的基礎。正如青年恩格斯在關於黑格爾的爭論中擁護黑格爾派聯盟，他也是卡爾·馬克思這個在共產主義早期曆史中有影響的人的擁護者。我已經指出這個事實，即青年恩格斯在寫於1842年5月至6月的詩歌《信仰的勝利》中讚揚青年馬克思的才智。大約四個月後，1842年11月，他與馬克思在實際生活中結識了。
青年恩格斯希望填補的角色是支持激進政治運動的重要的共和主義者，而這個願望有時候使他歪曲了一些事實。為了證明這個觀點，我有必要再次逾越我為自己設定的1842年這個分界線，而對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和1844年1月寫於英國的某些著述加以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