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黑格爾把亞洲文化(中國、印度、波斯和埃及)寫入了他的曆史哲學以及宗教與哲學的專門史之中，但他卻仍然這樣反複地強調，從曆史進步的意義上講 “東方精神”並沒有什麽曆史。例如他在《哲學史》一書中指出： “在這裏(即東方),思想完全是抽象的、實體的，沒有進步，沒有發展，更確切地說，現在與過去、與幾千年前完全一樣。因此，它並不是我們的第一部分，毋寧說，它隻是某種預備性的東西，我們不過簡短地提及一下。”①雖然在《世界曆史哲學》中，黑格爾花了幾次課的時間對亞洲帝國進行了介紹，但他也在這裏強調，在這些國家中， “雕像般的永恒再現之物代替了我們稱為曆史的東西”②。
黑格爾認為，東方缺乏曆史發展的更深刻原因在於，在亞洲的這些專製政體中，沒有個人自由，沒有主體自由。個人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意識)最早開始於希臘“在西方，我們立足於真正的哲學土壤之上”,但這同時也意味著，隻有在這裏才有客觀的科學知識和可以辯證闡釋的曆史發展。哲學是自由城邦的產物。哪裏有個人自由，哪裏才能進行科學思考和哲學思索。專製政體的“曆史”似乎還是自然史，因而它也可以像自然事件一樣(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在不斷的循環往複中消亡流逝。隻有在(政治意義上的)民族自覺地塑造它的共同體生活的地方，才會有作為發展進程的曆史。 “這也構成了一個民族的存在，它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按照這種自我認識，它形成了它的世界、它的權利法規、習俗以及所有其他的生活。”③這實際上意味著，在自由的希臘城邦出現之前，根本不存在什麽民族。在《法哲學》(在提及斯圖爾的《論自然國家的沒落》 [柏林，1812年]一書之後)中，黑格爾把這些仿佛是史前的東方國家稱為“自然國家”,並任它們在對外的“原始的怒吼與破壞”和“沉淪於衰弱和疲憊”之間來回擺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