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隨著時間的流逝，馬克思的論證風格與論證重點都發生了變化《資本論》冷靜的、注重客觀細節的敘述與《巴黎手稿》完全批判的道德分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是，批判的出發點，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滿意的社會為方向來超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探求，始終未曾改變。什麽都不能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晚年馬克思忘卻了他青年時代的希望，或者說，他放棄了對這些希望的追求。隻有在早期文章的啟示下，成熟時期的著作才能被恰當地認識。即便後來，較之於自己所堅信不疑的必然性的“是什麽”,馬克思更關心改造的“怎麽辦”及其具體時機，我們也不能把它誤解成下麵的見解：在馬克思看來，它要麽取決於一種普遍的曆史哲學，要麽取決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一種純粹的重建。馬克思的目的始終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既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批判，又意味著對它在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說中的理論反映進行批判。馬克思並沒有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之外提出一種全新的、獨特的經濟理論，並且廣泛傳播的、為馬克思或恩格斯本人所認可的關於“無產階級經濟學”的表述也是迷惑重重的。馬克思所關心的是批判，是為揚棄他在《資本論》中所分析的、在1844年的文章(以及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已然看到的那些關係所進行的實踐。
即使在馬克思的話語中這一背景並不總是被清楚地表達出來，即使他本人可能並不總是清楚地意識到他的批判的探討方式的延續性，這也不會與已經做出的闡釋構成對立。《資本論》還沒有完成，而馬克思既為新聞兼職工作的苦役所束縛，又為病痛所折磨，還承受著組織方麵要求大量任務的熱情，他因此沒有能夠再爭取到一些時間，以便有可能把自己的著作作為整體再次通覽與概括一遍。然而，就在馬克思仍在世之時，他的後繼者便已經開始從其理論整體中搜羅那些可以迎合各自政治和組織需要的殘塊碎片。與每一位偉大思想家尤其是偉大的革命理論家的接受史一樣，接受馬克思的曆史也是一個被誤解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