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
從求道的方法來看，阮元繼承並發展了戴震“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訓詁學方法。他堅持認為：“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訓詁不明。……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為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況聖賢之道乎！”[195]
阮元也重視求道，但與宋明儒者不同，他更突出訓詁方法的基礎作用。在阮元看來：“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196]由此可見，作為考據學殿軍的阮元已經將訓詁上升到一種哲學方法論的層麵，認為離開了訓詁手段就無法從事正確的哲學思考了。然而，作為哲學家的阮元比同時代一般的考據學者高明的地方在於：他是通過訓詁方法來闡述自己的哲學思考。例如，通過訓詁，阮元將孔子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這句話，解釋成“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為教也”[197]，認為“貫”應當訓為“行事”，不能訓為“通徹”。阮元說：
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為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雲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於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於禪矣。[198]
很顯然，阮元在此通過訓詁的方法，闡釋儒家哲學重視“人倫日用”的道德實踐功夫的精神，反對佛教禪宗的頓悟方法及其蘊含的道德修養的虛無化、神秘化傾向，非常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哲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