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追隨恩師郭貴春先生攻讀科學技術哲學，我開始從哲學和語言學相互融合的視角，致力於語言哲學的探索，特別是針對科學語用學進行了專門的學習。2003年5月，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第3期發表了《論“語用學轉向”及其意義》一文。該文基於20世紀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的曆史發展，從哲學方法演變的視角上，闡述了“語用學轉向”的內在動因，並指出“語用學轉向”為哲學提供了新的對話平台，形成了新的哲學發展生長點。同年8月，我與恩師合著出版了《哲學對話的新平台——科學語用學的元理論研究》一書。該書內在地揭示了“語用學轉向”給哲學研究所帶來的新的思維和觀念，並從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合流的角度，論述了科學語用學研究的意義。
基於數年間對語言哲學核心問題的深入思考，我發現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顯著地表現為，哲學的語言學化和語言學的哲學化特征。特別是，作為20世紀哲學方法論的顯著特征之一，語言分析方法整合了語形、語義與語用，分別形成了邏輯—語形分析，本體論—語義分析，認識論—語用分析。此外，當代哲學各個領域也都在尋找一種跨學科的結合，各個學科的本體論界限在有原則地放寬，認識論疆域在有限度地擴張，方法論形式在有效地相互滲透。但是，我始終困惑於，作為一種橫斷的研究方法——語言分析方法，究竟該以何種思路和框架，運用於當代科學哲學難題的求解當中？或者說，語言分析方法究竟如何與當代科學哲學產生互動？
2014年我在英國劍橋大學克萊爾大廳學院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進行了5個多月的研究工作。這一期間，我深切地體會到，把語言分析方法介入當代科學哲學的整體研究趨勢，與國外前沿領域的發展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尤為體現在，以語言分析方法，來透視科學實踐中凸顯出的各種理論難題，並試圖將語言分析方法介入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知識論、心靈哲學和科學詮釋學等相關的科學哲學問題中，從而為這些理論難題構建出一種全新的求解模式。我發現，語言分析方法作為一種整體的、橫斷的研究方法，能夠以一種獨特視角有效地介入心理意向性、科學解釋模型、人工智能等相關科學哲學問題域，而詮釋學作為語言分析的大陸傳統，對於補充和豐富以英美分析傳統為特色的語言分析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新的感悟，更加堅定了我以語言分析方法為手段，來求解當代科學哲學理論難題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