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結論中，我想要說明這些關於定位和排序的新條件的作用——以及由其導致的新視界——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特定社會理論的突現。最近，特納(Turner)和瑞傑克(Rojek)等研究者討論了“穩健的社會組織政治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那種以“美學的和技術的演進”為焦點的在他們看來更像“裝飾用的”方式進行抗爭①。但是，對於一些他們想要在理論和經驗層麵上進行責難的研究，我卻覺得值得讚歎，尤其是對能動的重複性的強調，恰是對以實踐為基礎結構的世界的新技術性無意識的清晰表達。即使這僅有一部分是真實的——我想應該是——那麽,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研究者所試圖采用的“裝飾性的”方式，作為描述一種需要處理的新的曆史性情況和技術、能力的方式，一種新的社會組織的政治經濟學類型，如果你喜歡，隻會在分子層麵上進行操作。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因對表演的看法而為人所熟知，這個看法將身體問題化為“想象的物質”(身體和無意識的幻想，物體和形象，都是無法區分的)。巴特勒“將無意識的事物重新定位成重複與重複之間的間隔”②,因此，正如她所言：
如果每一次表演都重複它自身以構建同一的效果，那麽,每一次重複都需要兩次行動之間的間隔，在間隔中風險和過量都威脅著要打斷正在建立的同一性。無意識就是這種過量，它成就也質疑著每一次行動，且從來不完全表現在表演的本身之中。③
巴特勒對表演的看法暗示了身體是能動的，身體更應該被看成是一個事件或暫時的事物。她在此處引用了德裏達的觀點，並將無意識的重複衝動與一個延異的或單純的重複相關聯。她因此論證說，無意識應該被放入“作為所有可重複性的不穩定性的意指鏈條中”。因此，無意識“並不是在身體‘之中’,而是在那個意指過程中並通過這個過程身體得以呈現；表演想要拒斥的正是重複中的失誤和強迫性，這二者也是最初就強迫它的”①。因此，如克拉夫所言，“通過將無意識拉回至延異，巴特勒支持了一種比弗洛伊德主義和拉康式的無意識更普遍的無意識。然而，這種對無意識的再思考意味著虛構的、符號的、真實的精神分析結構的解體”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