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危機實質上可以歸結為文化主體的感知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與文化主體之間的體驗的不和諧。因此，要找出文化危機的真正根源與解決之道，必須深入分析現代生產方式下文化主體的具體體驗及其矛盾，即人的“情感結構”問題。對此，威廉斯、湯普森和伊格爾頓等人強調了文化的唯物主義屬性和實踐性特征，在此基礎上，將文化主體建基在人民大眾的生活體驗以及情感結構之上，運用“從下到上”的方法分析文化和社會文化現象，從現實社會中文化主體的體驗分析批判現代文化危機。
威廉斯堅定地反對“精英主義”的文化立場，同時也反對將文化視為一種孤立僵化的上層建築，而是認為“從本質上來說，文化是整個生活方式”①。文化是人類生活實踐和交往關係的總和，它構成了人類的普遍經驗，通過這樣對文化和文化主體進行重新定義，極大程度上糾正了精英主義對大眾文化的偏見。他對文化精英主義進行批評與解蔽，指出文化是一種民有、民享的存在，而不僅僅是精英分子對思想的壟斷。作為人們整體生活方式的總和，文化應該既包括人類的觀念活動，也包括經濟活動，先驗地包含物質性的要素，“物質因素是文化的應有之義”②。威廉斯在反對精英主義將文化抽象化和精神化的同時，高揚文化的物質性，創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唯物主義”思想，同時將文化的主體歸根於人類總體，指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都是人類主體感覺經驗和意識結構的產物，文化是曆史與具體的統一。因此，在威廉斯這裏，現代主義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危機，不是理性內部發展的危機，而是現代主義文化與人類經驗結構之間的矛盾。
霍加特也反對精英主義對於文化的抽象性理解，主張從現實生活實踐中去理解文化，去考察工人階級的文化意識的特征，“理解工人階級藝術的第一個起點就是，對人類狀況的縝密細節產生無以附加的興趣”①。他從工人階級具體的生活方式出發，考察了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居住環境、工作收入、教育學習以及講話的口音與方式等方麵的特點，從而對工人階級的文化方式作出了描述，並指出正是這種受剝削、受壓迫的政治地位與低劣的生活方式培養了工人階級獨特的生活經驗、情感結構和階級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