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開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在清朝初年有繼續擴大的態勢。清人入關後，請傳教士湯若望主持欽天監，並將明崇禎年間已完成的《崇禎曆書》，以《西洋新法曆書》的名稱刊印出來。清初的多爾袞、順治帝也很熱心於吸收西方科學技術，康熙帝繼其後，進一步引進和吸收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他通過傳教士南懷仁或派出專使赴法國招攬科學人才，並特詔傳教士進宮廷，為他傳授幾何、測量、代數、天文、物理、樂理，以及解剖學等方麵的知識。不過好景不長，公元1704年，羅馬教皇頒布教令，勒令在華傳教士改變方針，尤其是禁止中國教徒禮拜祖宗，引起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對，康熙帝被迫也采取相應的措施限製傳教士往來。1707年，教皇派來的公使被送到澳門監禁。雍正元年（1723年），將在華的傳教士全部驅逐，中西文化交流在進行了百餘年之後就此中斷。在這百餘年中西交流中，中學與西學首次大規模碰撞，這便在中國學術界內部就中學與西學展開爭論。清代前期，主要是圍繞曆法問題展開的。
清初的頑固守舊派對西學持反對態度。代表人物有楊光先等。入清以後，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向清廷上疏說：“舊法曆本大謬七條。”[34]請求清廷派人實地測驗他所推測的日食是否準確，希望按西法製定的《崇禎曆書》得到朝廷采用。順治元年（1644年）八月，丙辰朔，日食。多爾袞命大學士馮銓率領欽天監官實地觀測，證明湯若望西法預測準確，於是清廷決定采用有耶穌會傳教士參與編寫的《崇禎曆法》。以楊光先、吳明烜為首的保守勢力反對西方曆法。楊光先作《摘謬論》批判西洋新法，又著《辟邪論》攻擊天主教為邪教。他向禮部遞《正國體呈稿》，指出《時憲曆書》封麵用“依西洋新法”，是“暗竊正朔之權予以西洋，而明謂大清奉西洋正朔”。在他看來，“天主教人之狼子野心，謀奪人國是其天性，今呼朋引類，外集廣澳，內官帝掖，不可無蜂蠆之防”[35]。他還指控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