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實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崇孔尊朱，提倡理學，以儒家思想作為全社會的指導思想。
崇儒重道首先表現為崇孔尊朱。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清朝統治者崇奉孔子始於順治帝。清朝入關後，順治帝即遣官祭孔，襲封孔子65代孫孔允植為衍聖公，兼太子太傅，先後改孔子牌位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和“至聖先師”。康熙帝多次到山東曲阜祭孔，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禮，祝文中頌揚孔子“開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稱孔子是“萬世師表”，孔子學說“與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雍正帝在位期間，也強調孔子是“道高德厚，為萬世師表”。乾隆帝曾經五次前往山東曲阜孔子故裏，把清前期的崇孔活動推向**。他明確表示：“國家崇儒重道，尊禮先師，朕躬詣闕裏，釋奠廟堂，式觀車服禮器，用慰仰止之思。”[4]在崇奉孔子的同時，清朝統治者多次重修曲阜孔廟，並在全國各地修建孔廟，祭祀孔子。除了崇奉孔子外，清代帝王還尊禮朱熹。他們認為孔孟之後，隻有朱熹“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經今五百餘年，學者無敢疵議”，功勞“最為弘巨”[5]。為此，把朱熹從祀孔廟的地位升格，由先賢之列變為十哲之次。在科舉考試中，也以朱熹對四書五經的注釋為標準。康熙帝甚至還說朱熹的文章全是“天地正氣，宇宙大道”，把對朱熹的禮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前期統治者崇孔尊朱，就是在文化領域樹立起了一麵旗幟，以增加對廣大知識分子的號召力，從而加強清政府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地位。
崇儒重道，崇孔尊朱，必定要提倡理學。因為從北宋開始，儒學便進入理學發展階段。朱熹的理學體係很完整，既包括哲學義理，也包括倫理道德學說。它強調人們要“存天理，滅人欲”，把三綱五常當作社會的最高道德標準。顯然，這些對統治階級進行思想統治是極為有利的。正因為如此，康熙帝提倡理學，重用理學名臣。魏裔介對理學有研究，寫過《約言錄》內外篇，推崇朱熹；還編纂過《聖學知統錄》、《致知格物解》，宣傳孔孟之道。於是，康熙帝便授魏裔介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禮部尚書等職，給以重用。魏裔介死後，特旨入祀賢良祠。熊賜履對理學也很有研究，他根據儒家學說“為政在人”、“人存政舉”的觀點，強調用人行政是治國的要務。他認為，人的才能有大小，學問有深淺，帝王選拔人才，首先應當看到是人心製約著行為，心術不好，才學也用不上。康熙帝對他的見解非常賞識，授他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熊賜履死後，康熙帝派禮部官員前往吊喪，加贈太子太保銜，並賜以諡號。李光地宣揚朱熹理學十分賣力，曾纂輯《性理》、《四書》、《周易》等儒家經典，校理《禦纂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等。康熙帝對這些十分讚賞，升任他為翰林院掌院學士，經筵講官。李光地死後，特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清前期統治者對理學名臣的重用，對提倡理學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