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學
教育活動與人類相伴而生，但教育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卻產生於近代。我國的教育發展有著源遠流長的曆史[21]，而真正的教育學卻很年輕。
民國教育學的演進，大體經曆了三個時期，即民元以後的奠基時期；1927年以後的發展時期；抗戰以後的繼續發展時期。
民初教育學承繼於清末，主要是仿效日本。那時所開設的教育哲學、教授法、教育史和學校管理等科，大多都是從日本翻譯過來的。就其內容來說，則以歐洲教育學的創始人赫爾巴特的學說為主。我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育學書籍民初時也開始出現。1913年，蔣維喬著《教授法講義》；1914年，張子和著《大教育學》；同年，張毓聰著《教育學》等。這些書籍，雖還是以國外的某些教本為依據，但畢竟在自我消化上邁出了第一步，使中國從此有了自己的教育學科。[22]
五四時期，中國教育學有了顯著的進步，這與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有直接關係。杜威在華兩年零兩個月，主要演講大都是關於教育學的，如長篇專題講演有教育哲學16講；現代教育趨勢3講；短篇講演有“教育家的天職”、“平民教育的真諦”、“職業教育的精義”等數十篇。這些演講，當時的各種報刊紛紛登載。他的代表作《民主主義與教育》（譯為《民本主義與教育》），也由商務印書館等單位翻譯出版。
杜威教育學的核心是：提倡教育的普及化，注意培養人的個性和獨立人格，以養成學生自動自發自治的能力，重視實驗的精神，並強調兒童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這些學說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教育精神形成衝擊，顯示了教育學的進步。
蔡元培、蔣夢麟、黃炎培、胡適、郭秉文、陶行知和陳鶴琴等著名教育家，都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奉者、闡發者和實踐者。除蔡、黃二人外，其餘幾人還都是杜威的門生。這就使得當時及以後民國的教育學和教育改革事業，受到杜威深刻而長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