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朝在文化上實行嚴酷的高壓政策，焚詩書、坑儒士，一切皆斷於法，人們沒有言論自由，文學活動受到嚴重窒息。再加上秦皇朝曆時短暫，文學本身所具有的抗爭精神還未能展現，便隨著皇朝的滅亡而消失了。呂不韋曾招集門客編撰《呂氏春秋》，在思想上兼容各家，在文章風格上兼采戰國以來各家長處，善於設譬取喻，盡管文筆平實，卻也富有形象，精彩之處不絕，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但它成書於秦滅六國之前，因此仍屬戰國散文的範圍。秦統一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作品。
秦代文學值得注意的有李斯的散文、碑銘文字以及其他一些文告、法律條文、詩歌和賦等。
李斯是秦代著名政治家，又是著名文學家。他在文學上以散文見長。其散文風格上承荀況，嚴於構思，老於謀篇，善於設譬取喻，議論縱橫馳騁，不講空言，饒有文采，為秦代文壇的一朵奇葩。
李斯傳世的散文有四篇：《諫逐客書》《論督責書》《言趙高書》和《獄中上書》。其中《諫逐客書》寫得最為精彩，是傳誦千古的名作。此文作於秦王政十年（前237年），正當秦並天下前夕。從時間斷限說，應屬戰國文字，但李斯身跨兩個時代，故而不可不論。
《諫逐客書》是為諫止秦王政所下逐客令而寫的奏疏。當時韓國為阻撓秦國進攻，派水工鄭國入秦修渠，以耗蝕秦國的財力。事情泄露以後，秦王政一怒之下，決定驅逐所有在秦的客卿。李斯以政治家的眼光，感到驅逐客卿於秦極為不利，於是奏上此文，以諫止逐客。全文站在“跨海內，製諸侯”，“成帝業”的戰略高度，緊緊圍繞秦之得失立論，縱橫捭闔，議論風發。文章起首即表明自己的態度：“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接著列舉繆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客卿，使秦國逐漸強大的史實，指出“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運用曆史知識說明納客與逐客的利弊，極有說服力。緊接著，李斯又以物喻人，指出秦王政所喜好的珍寶、美女、聲樂，絕大多數都不產於秦，但秦王卻不忍放棄，原因就是這些東西能滿足秦王的各種欲望。隨即筆鋒一轉：“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製諸侯之術也。”慷慨激昂，但又是開誠布公地指責秦王逐客之過。最後，李斯又從正麵論述了逐客的嚴重後果：“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