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流傳本《春秋》，分年紀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計12公，242年。為《春秋》作傳的據《漢書·藝文誌》說共有五家：《左氏傳》30卷，《公羊傳》11卷，《穀梁傳》11卷，《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據《藝文誌》說“《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因為《鄒氏傳》沒有師傳之人，而《夾氏傳》未寫成書，所以這兩家均失傳了。故流傳下來的隻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
一、《春秋》
《春秋》是魯國史官世世代代按年、時、月、日秉筆書記的官方檔案，《左傳·昭公二年》記晉國韓宣子聘魯，在魯太史之處看見此書。《禮記·坊記》及《韓非子》引述魯《春秋》共4條，都和今本《春秋》相同，可見《春秋》基本上繼承了原來的魯《春秋》。但有的學者據此認為孔子並無筆削魯之《春秋》的痕跡，則就不對了。《公羊傳·莊公七年》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複。’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不修《春秋》”應是未加以修改的魯國《春秋》原文，“君子修之”是指修改過的《春秋》。依此可知，司馬遷謂《春秋》“論史記舊聞”，“約其辭文，去其煩重”[7]是可信的。這些雖然隻是在文詞方麵的修改，看不出什麽微言大義，更不能證明《孟子·滕文公下》所說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是，孔子修定《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詞”[8]，應是可信的。比較“雨星，不及地尺而複”與“星隕如雨”，前者語詞冗贅囉唆，後者十分精煉，確是筆削的結果。
《春秋》是我國現存的最早的一部編年史。《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9]，這樣依時間順序便可把史事串聯排列在一起，線條清晰，時間關係十分明顯，可以用較少的文字表示頭緒繁多的曆史事實。這正好說明了“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10]。《春秋》用辭十分準確，有的用不同的語詞反映同中有異，如記戰爭的方法，有鍾有鼓的、有理由或上對下的公開戰爭用“伐”，沒有正當理由、沒有鍾鼓的侵犯、侵略稱“侵”，不用輜重、輕裝偷襲的攻擊戰爭稱“襲”。有的用不同語詞反映等級差別，如同樣是“死”，天子之死稱“崩”，魯侯稱“薨”，卿大夫稱“卒”，其他各諸侯國爵位稱作公侯伯子男者皆稱“卒”。又，《春秋》中周天子稱“天王”，其諸侯國按爵製分別稱公、侯、伯、子、男，如《春秋經·莊公十五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春秋》“王道備，人事浹”，王道指的應該就是周代的禮製，和春秋時其他諸侯國相比，魯國的遵守周禮還是比較好的，因此孔子有“魯一變，至於道”[11]的說法，《左傳·昭公二年》記晉侯派韓宣子聘魯，在太史處觀書，見到《易象》與《魯春秋》，謂“周禮盡在魯矣”。從上麵所見《春秋》中用不同語詞反映的等級差別正可見魯國保存周禮的情況。孟子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12]，也正說明《春秋》依周禮嚴格的等級差別來遣詞用字、評價人事，暗含著對僭位的“亂臣賊子”的譴責、批判。《春秋》不僅對人事的善惡寓以褒貶，還用自然災害來顯示人事善惡得失所造成的結果。《春秋》中所記水災、旱災、下雪、降霜、地震等，都認為是人事善惡得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