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蔣介石按照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方略，調集百萬軍隊，對各紅軍根據地發動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吸取之前失敗的教訓，在政治上采取保甲製度和連坐法，加強對民眾的控製，在軍事上采納其德國軍事顧問馮·賽克特提出的持久戰和“堡壘主義”新戰略，在紅軍革命根據地周圍構築大量堡壘，步步推進，蠶食蘇區。
無獨有偶，“左”傾路線此時在革命根據地占據主導地位。1933年春，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是年10月，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李德到達中央蘇區。李德畢業於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是蘇聯軍事學院的正規課程，熟悉正規軍打陣地戰的戰術，是典型的洋顧問。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李德隻有建議權，而無決定權，更無指揮權。而事實上，李德在博古等少數人的支持下，在軍事上包辦獨攬，將自己淩駕於黨中央之上，獲得了紅軍的實際指揮權。
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後，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摒棄前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策略，否定毛澤東提出的遊擊戰、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作戰原則以及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積極防禦方針，一味照搬蘇聯紅軍模式、正規戰爭經驗及訓練方法來指揮紅軍，錯誤地提出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略和“分兵把口”“以堡壘戰對堡壘戰”“短促突擊”等戰役戰術原則，同敵人拚消耗。結果是敵人步步推進，紅軍節節抵禦，屢次遭受嚴重損失。
1934年4月初，在鎮壓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後，國民黨北路軍和東路軍進到黎川南至泰寧一線，沿盱江東西兩岸交替推進，構築碉堡，步步為營進攻廣昌。廣昌城位於江西和福建的交界處，是中央蘇區的北麵門戶，距瑞金不到150公裏，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國民黨企圖占領廣昌，引誘紅軍與之決戰。敵強我弱，敵眾我寡，毛澤東和張聞天都不主張進行廣昌保衛戰，但李德不采納他們的正確意見。博古、李德等不顧紅軍連續作戰、傷亡慘重、物資匱乏的情況，命令紅軍主力保衛並不利於堅守的廣昌，同敵人進行“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