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把曆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十年改革開放給曆史科學帶來了新生。本書的出版就是一個生動的實例。
從1977年起我得以重操舊業，講授西方史學史，評介西方史學流派，招收研究生；同時邀請外國知名曆史學家來校講學，選拔優秀中青年學者到國外進修。
本書作者就是“**”後第一批考入北京大學世界史專業的高材生。他於1977—1981年讀完本科，1981—1984年作為碩士研究生，碩士論文是對丹東的研究，接著又在我的指導下寫博士論文。正如高毅在《後記》中所述，他有幸在選擇論文題目時，先後受到法國巴黎大學法國革命史講座教授米歇爾·伏維爾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國史教授林·亨特女士講課的啟發。這兩位學者代表法國革命史研究中的新學派，前者從社會史轉向心態史的研究，後者著重民族政治文化的考察。從1985年到1987年，高毅有機會到瑞士日內瓦大學進修，又受到該校曆史學教授、原籍波蘭的布羅尼斯洛·巴茨柯的影響。回國後他用了一年時間完成了博士論文《熱月反動與法國革命的政治文化》，在答辯中博得專家們的好評。
兩年前，高毅曾考慮要把這篇博士論文修改出版。最近他把書稿拿給我看，要求我在書前寫幾句話。我驚異地發現，這是一部嶄新的著作，遠遠超出了論文原來的範圍，麵目煥然一新，在論點和論據上更加充實和成熟，更有說服力，堪稱為近年來外國史研究領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喜可賀！
我國曆史學界經過“**”後的“撥亂反正”和關於真理標準的辯論，認識到必須運用新方法，掌握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才能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一時出現“方法論”熱，各國各派的史學方法先後被引進，不少都冠以“新”字——新經濟史、新政治史、新社會史……遺憾的是，介紹多，評論少；宣揚多，應用少；即使有個別人嚐試用某種“新方法”來重新說明曆史，也往往牽強附會，缺乏說服力，失敗的多，成功的少。除了難度大之外，其中還帶有幾分政治風險，使嚐試者望而卻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