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隻有仇恨，沒有眼淚。
——許鹿希、葛康同：《鄧稼先傳》
安徽懷寧的鄧氏家族是名副其實的書香門第，鄧稼先的六世祖鄧石如是被清政府譽為“四體皆精，國朝第一”的書法家與篆刻家，其墨寶真跡現在還被珍藏在故宮博物院和安徽省博物館；祖父鄧藝孫是一位教育家，曾任安徽教育司長，與蘇曼殊等名士是性情相投的朋友，在安徽學界頗有名氣。出生於這樣一個文秀世家的鄧稼先雖在八個月的時候就被母親帶到了父親的工作地——北京，並未直接受到這靈山秀水、文墨濡染的熏沐，但從父親鄧以蟄那裏，他也接受了大量中西文化的精髓，耳濡目染了許多為人處世的準則。
鄧以蟄是我國著名的美學家和美術史家，早年曾東渡日本入弘文學院和早稻田中學，後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從美國歸來後被聘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學貫中西的鄧以蟄教授，不僅接受先進的歐美文化思潮，也充分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他認為“讓小孩子知道一下我們的文化裏都有些什麽東西，這有好處”[2]，因此，他讓鄧稼先五歲就開始讀小學，課餘時間指導他背誦《左傳》《論語》《詩經》《爾雅》等書。同時也要他廣泛涉獵外國的文學名著，小學時代的鄧稼先就讀了莫泊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小說。父親的嚴格教育和悉心指導，使鄧稼先打下了良好的中西文化基礎。
除了在學業上的直接教導，鄧以蟄教授為人處世的態度也春風化雨般地浸潤了鄧稼先的心靈，以榜樣的力量影響了他日後的人生道路。“七七”事變之後，鄧稼先一家在北京的生活愈加窘迫。此時，鄧以蟄的一位為了糊口在偽政府當差的朋友夾著偽政府的公文包來到鄧家，勸說鄧以蟄也為偽政權做事，一向溫文爾雅的鄧以蟄勃然大怒，大聲嗬斥著將朋友趕了出去。這件事情給鄧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從那時候起，他更加深刻地明白了什麽叫“民族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