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許鹿希：《鄧稼先圖片傳略》
1948年10月，鄧稼先考入美國普渡大學攻讀核物理專業。他到美國後的第一個強烈感覺就是，戰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科技水平與美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之間有著難以想象的差距。這種感覺使這時的鄧稼先增添了一份玩命似的勤奮，減少了一些過去的瀟灑氣派。果然，工夫不負有心人，1950年8月20日，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鄧稼先就取得了普渡大學的博士學位，成為26歲的“娃娃博士”。
當時，普渡大學物理係的德爾哈爾教授有意帶他到英國去繼續做深入研究，這為他成為物理學界的前瞻性學者和摘取科學桂冠提供了極大的現實可能性。然而，這位東方赤子沒有任何猶豫和動搖，婉言謝絕了德爾哈爾的好意。在拿到博士學位後的第九天就登上了回國的輪船。
1958年，國家在經過了幾年的經濟恢複工作後，毅然作出了發展核事業的戰略決策。而鄧稼先的生活，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轉折。鄧稼先從錢三強那裏接到任務後回家，隻是告訴妻子許鹿希“我要調動工作了”，至於調到哪裏，去從事什麽工作，他都不能說，他所能說的隻是“我今後恐怕照顧不了這個家，這些全靠你了”[4]。緊接著又用堅定而自信的語調說：“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從此，鄧稼先的名字從各種報紙雜誌等信息材料中消失，他的身影隻出現於神秘清冷的九院和荒涼的大漠戈壁。
可以說，鄧稼先不僅是一位科學家，更是一位帥才。28年的時間，他隱姓埋名進行中國的原子彈核武器研究，帶著28名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日夜挑磚拾瓦搞試驗場地建設，硬是在亂墳裏碾出一條柏油路來，在鬆樹林旁蓋起原子彈教學模型廳。然而，由於當時的中國沒有核物理課程，核物理對於這28名大學生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所以，鄧稼先就親自當起了他們的“掃盲”老師，一切從零講起，帶領著他們探索原子彈理論的神秘世界。那時的外文資料非常有限，一般隻有一本，鄧稼先就組織大家采取一人念，大家譯，連夜印刷的方式學習。而且由於條件艱苦，科研人員隻能使用算盤進行極為複雜的原子理論計算。為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九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為理論部負責人，鄧稼先總是跟班指導年輕人進行運算。但他也同樣注意研究工作的勞逸結合，經常抽空與年輕人玩十分鍾的木馬遊戲，使他們得到少許的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