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先生的學問與我
［日］久保田文次
胡永弘 譯
我與章開沅先生初識是在1979年的11月，而章先生使我第一次深銘肺腑的文章，是1978年發表於《曆史研究》的《論同盟會的性質及其內部分歧》。在這篇文章中，他把中國同盟會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作為與之相伴隨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成長的成果而誕生的中國同盟會，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並認可了同盟會領袖孫文的領導作用、同盟會綱領的資產階級性質。有關辛亥革命的問題，當時我是讚成野澤豐先生、菊池貴晴先生的觀點的，並且對中國的實際狀況、農村、農民的狀況做過些許的研究，因此覺得在章先生的文章中，有同感之處很多。
“**”時期，“階級鬥爭至上論”已達到了巔峰狀態，中國學術界，大凡對資本主義的東西及價值皆予以否定，對辛亥革命及孫文的曆史評價，不用說也大大降低。由於階級鬥爭論及毛澤東思想之觀點的影響，就連日本的曆史學界，有關中國資本主義的研究，也每每遭到鄙視。有關辛亥革命、中國同盟會、孫文的研究，片麵強調其局限性及缺點的論調頗占上風。我承認這些局限性及缺點的存在，但認為這些局限性及缺點應置於當時的曆史條件之下來理解。我認為那些主張批判辛亥革命的人們，是把毛澤東思想過於神化了，或者是把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過於理想化了。當時的我，是崇敬毛澤東的，對他在“**”初期表明的理想產生過共鳴。我隻是覺得不應該神化毛澤東。
這種觀點，在當時被批判為“庸俗唯物史觀”，但按照古典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實現，隻有在經曆了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高度發展之後才會成為可能。因此，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必然的，是進步的現象。在目前正順利發展著的蘇聯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實現的過程中，它們無論哪一個都支付了“跳越”資本主義階段的“賬單”，預計到頭來還是要補上對資本主義的體驗或對資本主義進行“補講”。然而，由於“**”的影響，提出這種觀點是要有勇氣的。日本的中國研究者盡管對中國及毛澤東的做法有質疑及批評，但容易受中國的形勢及中國學界的影響。因此，大家擔心隻要中國的形勢不變，就不能充分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