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4月，就在雅斯貝爾斯18歲那年，如願以償地進入了海德堡大學，並根據父親的法學背景而選擇了法學專業。不過，他也很快成為一名哲學與藝術愛好者。他喜歡叔本華思想的深刻，也喜歡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氣質。甚至是在這種**之下，他利用假期時間曾一人獨自奔向了意大利，遊曆了米蘭、熱那亞、比薩、羅馬、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和威尼斯等著名城市。經曆了此番旅行之後，此時的他對法學的興趣全無，甚至感到那裏的法學教師全都糟透了，反而對哲學家布倫坦諾(Franz Brentano,1838-1917)的“意向性體驗”(Intentionalitat)問題產生了興趣。他再也無法專心於法學的學習，法律於他的意義也漸漸模糊起來，由此也開始了一個所謂“精力分散的學期”。此時的他甚至對筆跡學也產生了興趣，參加了有關筆跡學專家的學術沙龍，這就令他更加堅定了對法學的逃避。後經過與父母的反複協商後，他於1902年轉讀醫學。
大學是一個充滿著無限崇高含義的字眼，雅斯貝爾斯自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就充滿著無限的向往，他為自己能夠處於這樣文化氛圍中而感到開心滿足。他後來在自傳中這樣描述了自己對大學的最初感受：
當時我意識到，仿佛踏入聖殿。在我看來，似乎沒有什麽東西比大學更了不起的了。在此，可以發現一切真理。我有幸看見那些傑出的教授，聆聽他們的教誨，同時盡管沒有充分的反思，但我確信：就像教堂一樣，大學是某種偉大的、西方的、超國家的東西。在此，我不是屬於一個把我係在國家或諸如此類機構的共同體，而是屬於一個隻有無條件地、無限地意欲真理的共同體。當我是個大學生而後當了教授時，這一大學的意識早已深入我心。
不論是學習法律，還是醫學，大學自身對他而言都顯得意義非凡。他熱愛學校裏的一切，“學校的建築，講堂，傳統的禮節對他來說都是神聖的東西。”①雅斯貝爾斯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在海德堡大學，這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是人們心目中的聖地。大學裏也經常會看到三三兩兩的學生聚在一起，進行著激昂的演講或者辯論。不過，這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這些看似熱鬧的場麵，實則為學生們的盲目效仿，無非就是毫無意義的唇舌之戰。更令他憂心的是，這種流行的風尚，反而將學生們的獨立思考摒棄了，所謂“這些學生與時代的心智運動沒有接觸”。①因此，如同他中學階段的不愉快一樣，雅斯貝爾斯對大學的生活也曾產生過一些厭倦。他曾毫不客氣地說：“那些團體在他看來就意味著一種缺乏個性的生活，遠離了精神上的奮發努力，沙龍，決鬥，舉止禮儀的操練是這種生活的內容。這種生活為那些特權人物保證了今後的利益——以畢業後校友之間的聯係為基礎——隻要他剛好符合學習上的一半準則，合乎國家主義和服從的一般準則。”②